生活在福島——走訪東日本大地震一年後的重災區

災區傳媒的戰鬥“讓災區訊息傳到東京,傳向世界” 【Part 1】

社會 生活

東日本大地震發生距今已過去了一年時間。核電廠事故導致當地居民不得不撤離避難,在生活上承受了巨大的負擔,此外,“流言災難”也令福島縣身負重荷。在看不見的核輻射威脅下,堅守在災區報道最前線的6名當地新聞工作者齊聚一堂,展開了坦誠對話。

福島民報社 編輯局報道部部長 早川正也:
1984年入社。曾擔任社會部、機動部隊、縣政方面的首席記者及報道主任,歷任磐城分社報道部部長、編輯局社會部會長等職,從2011年起擔任現職。

福島民友新聞社 編輯局統括部部長 瀨戶榮治:
1983年入社。曾先後供職於縣北分社、浪江支局(支局長)、總社報道部、若松分社報道部(部長),從2009年起擔任現職。

福島電視台FTV 報道部部長 後藤義典:
1988年入台。歷任社會部記者、郡山分社報道部記者、縣政記者、報道主任等職,從2009年起擔任現職。

福島中央電視台FCT 福島報道部縣政主管 村上雅信:
2000年入台。曾先後供職於總社報道部、事業部、東京分社事業部,從2008年起調入福島分社福島報道部工作。

福島放送KFB 報道製作部部長 早川源一:
1984年入台。歷任縣政記者、社會部首席記者、報道主任等職,從2008年起擔任現職。

福島U電視台TUF 報道記者兼主任 高野浩司:
2005年入台。曾先後供職於報道製作局報道部、郡山分社報道部,從2008年起又調入報道製作局報道部工作。

主持人 Nippon Communications Foundation代表理事 原野城治

在福島感受不到“紐帶”的存在。核電廠事故僅僅只是福島的問題嗎?

原野 我聽說,像今天這樣,來自本地的兩家報社和4家電視台的有關人士共聚一堂展開交流,在大地震後尚屬首次。想必大家各自都有許多想法和看法,那麼,我首先想了解的一點是,各位認為目前最重要的任務是什麼呢?

民報 早川 除了受到海嘯破壞的沿岸地區外,縣內大部分地區已基本恢復正常生活,表面上看似回到了“3.11”以前的狀態。但是實際上,縣內居民現在的生活已和過去截然不同。目前,核電廠事故依然沒有平息,有多達16萬的居民仍被迫在分佈於各地的臨時住宅等設施內過著避難生活。同時,避難區域外的本縣居民也生活在一種說不清道不明的低劑量輻射環境中,承受著巨大的心理壓力,一些有孩子的家庭遷往外縣避難的現像也十分突出。清除污染,降低生活空間裡的輻射量,這是眼下最重要的任務,卻絲毫沒有進展。我認為這已經成為阻礙災區恢復重建的重大因素。

早川源一

KFB 早川 考慮再三,我也想不出哪一個是最重要的任務。因為各個領域都有很多重要任務。其中,我首先想到的是,福島被貼上了標籤。之前,我曾被同一個系統的放送局(廣播電視台——譯註)找去談話,感覺到一種“希望福島獨立收拾殘局”的氛圍。2011年,日本選出的年度漢字是“絆(厚重情誼——譯註)”,但身處福島,我卻怎麼也感受不到這種東西。且不說依靠情誼聯繫在一起,現實中,我感到隨著時間的推移,希望將事故歸結為福島的問題來進行處理的氛圍日漸濃厚。

外縣的當事人意識日益淡薄

FTV 後藤 由於此次發生的是前所未有的超級大地震,所以我認為最初一段時間,無論距離遠近,恐怕幾乎所有日本國民都有一種當事人意識。然而,經過一年之後,在福島縣以外其他地區的民眾中,當事人意識迅速降低,感覺只有福島被視為特殊地區,有一種日漸立群孤立的焦躁情緒。一有在外縣民眾面前說話的機會,總會有種提心吊膽的感覺。外縣民眾的當事人意識日益淡薄,我認為這就是一個問題。

高野浩司

TUF 高野 我認為最重要的還是積極性的變化。在日常生活中,各種問題過於紛繁複雜,縣民處在一種擔驚受怕的境況之中。同時,我覺得本縣未能與周邊建立起合作關係。從這個意義上來說,我認為有必要更好地與外部進行合作。光靠福島自己去面對輻射等問題,感覺有很大的局限性。我個人認為,本地和整個福島縣必須積極向外部傳遞訊息,當做是結交朋友一樣,與外部建立合作關係。

民友 瀨戶 考慮到縣民的生活問題,我認為清除污染是最重要的任務。無論要做什麼,首先都要清除污染,希望能夠恢復到3.11以前的正常狀態。只要尚未從心理和物理兩個方面徹底消除居民的不安,外縣民眾對福島的看法就不會改變。我認為這是一切工作的起點。

早川正也

民報 早川 我們應該如何理解低劑量輻射這種尚未得出科學結論的概念呢?大家都感到很困擾。輻射問題之所以可怕,當然是它對健康造成的影響,而更嚴重的是,它將破壞人與人之間的情誼和地區團結。應該如何處理清污過程中產生的核污染廢棄物呢?在尚未明確其對健康造成影響的情況下,如果做最壞的考慮,那麼大家自然會表示“可別運到我們這裡來”“請在當地處理”。看到有關接收岩手、宮城兩縣地震瓦礫的工作毫無進展,我感到這種情況已從縣內蔓延到了縣外。照此下去,福島縣將會孤立,恢復和重建也就無從談起。在報道輻射問題時,除了對健康的影響外,還必須考慮到這些社會性的因素。在最近1年來的報道工作中,我深刻感受到了這一點。

產生了“不要將自己的價值觀強加於人”的默認規則

原野 清污工作的實際進展如何呢?

KFB 早川 可以說是參差不齊。本來,有必要從面進行思考,展開行動,但現在的情況卻是,國家不做,就只能市去做,市不做,就只能行政區去做,而行政區不做,就只能是社區、左鄰右舍,甚至是個人去做,導致清污工作水準參差不齊。由於除污工作未能整體鋪開全面實施,所以輻射量降低不下來。 

原野 這是指政治上缺乏當事人應具備的能力嗎?

瀨戶榮治

民友 瀨戶 儘管從現實情況來看,福島的危機就等同於日本的危機,但很多人都在質疑政治家們到底在做些什麼。雖然復興廳等部門正在採取各種行動,但只要聽一聽東京霞關(日本中央政府集中地區——譯註)人們的言論就會發現,除了政府相關部門外,其他大多數人似乎對福島問題已漠不關心。正如阪神淡路大地震時那樣,為了讓重建工作更上一層樓,而非單純復原,希望中央有關人士能夠繼續關注福島。

TUF 高野 還有一個問題是,由於輻射影響,人們都不願意到這裡來。我覺得,如果避難人員不返回,人口將進一步減少,逐漸形成一個惡性循環。雖然也有意見認為,對福島而言,有必要進一步放寬有關農產品輻射劑量的標準,但針對如何設定這一標準,要想找到一個令當地和全國都普遍感到比較合適的定位,卻是相當困難的。

“流言災害”,2010年產的稻米也遭到退貨

後藤義典

FTV 後藤 我認為最有代表性的事件是,2010年產的稻米也遭到了退貨。明明是核電廠事故發生之前的稻米,卻被退了回來。或許這是一種無知行為,可現實狀況就是如此。不過話說回來,由於的確存在造成健康危害的可能,所以福島的各種產業要想生存下去,就必須明確標示出會造成危害的部分,與謠傳劃清界限。比如,就農產品來說,應實施全面檢查,徹底區分優劣。因為如果採用抽樣調查,別人就會覺得這是在鑽空子。

民報 早川 可是,標準的設定非常困難。在制定關於食品中所含放射性銫的新標準時,厚生勞動省解釋稱,暫定標準值也可確保“安全”,但為了進一步讓人“安心”,所以提高了標準。的確,從消費者的角度來看,或許是越嚴越好。但站在生產者的立場而言,在清污工作尚無進展的情況下,如果提高標準,則有可能導致無法開展生產活動。福島縣內既有生產者,又有消費者。如果按照首都圈那種單純作為消費者的眼光來設定標準,就會導致一部分人被社會所拋棄。

比如有這樣一個故事。據說某小學召開了一次PTA(家長會)會議,一位母親表示:“希望不要再以自產自銷為由繼續使用福島縣的食材烹飪營養午餐了。”聽了這話,另一位家中經營農業的母親馬上反駁說:“明明低於標準值,為什麼我們生產的農作物就不行?”兩個人就此爭吵起來。

此外,在主動避難這個問題上,我聽說過這樣的情況:出去避難的人被不去的人說成是“逃跑了”,而留下來的人又被出去避難的人說成是“沒有盡到做父母的責任”。這是一個沉重的話題。儘管人們可能會斥責我們,要求我們必須明確報道低劑量輻射造成的健康影響,但在尚未得出科學論斷的情況下,我們無法簡單地定性為安全或者不安全。這也是需要極為小心謹慎進行報道的部分。

FTV 後藤 如今,在福島縣民中,“不要將自己的價值觀強加於人”已經成為一個默認的規則。輻射問題也同樣,吃或不吃縣內產的稻米,這取決於個人的價值觀,不會強迫別人按自己的想法行動。他們認為,這是他們生存的重要原則。

不過,從另一方面來說,也需要一個能獲得外縣民眾理解的底線,盡快制定能讓大多數人信任並接受的標準值。如果不划定這樣的底線,人們永遠只會認可“零檢測值”,於是發展成一種畸形狀態。

孩子們也發出了擔心受到歧視的聲音

村上雅信

FCT 村上 在孩子們中也出現了在外縣受到歧視的問題。採訪高中女生時發現,有的孩子認為自己已經不可能嫁到外縣了,還有許多女孩子擔心將來能不能懷孕。我認為,作為本地傳媒,必須對這些問題給予正確的輿論引導:什麼是真正正確的?孩子們是否真的不能懷孕?是否不能與外縣人結婚?

民報 早川 地震後最初的一段時間,東北民眾不畏困難、堅韌不拔的精神受到了稱頌。然而,一般來說,傳媒容易傾向於選擇呼聲較大或直言不諱的人作為典型進行報道。儘管這些發言談不上是錯誤的,但從能否代表全體意見這一點來說,我認為還是有些差異的。地震發生後,有的縣民情緒激動地將憤怒發洩在東京電力的社長身上,那樣的場面是絕好的新聞畫面,容易受到傳媒的宣傳報道。可是,如果認為這就是全體縣民的象徵,那也是很尷尬的。

民友 瀨戶 比如,主動避難的人在作為“福島來的避難者”接受采訪時,往往會講述在福島時的擔憂。由於外縣傳媒報道了這樣的內容,於是有很多人認為整個福島縣都已無法居住了,福島的人都穿著防護服外出行走。尤其是中央傳媒的報道造成的這種傾向更為明顯。

TUF 高野 我認為,對主動避難人員在外縣講述的福島現狀,如果傳媒不斷強調報道那裡的危險,會令現在仍然住在福島的人們感到心寒。在黃金時段全國播出的電視節目中,反覆出現了用某些特定的主動避難人員的談話來強調整個福島危險性的畫面。張口閉口都是“福島再也不能回去了,再也不能居住了”,許多看到這一幕的縣民表示,“對我們這些至今仍生活在這裡的人來說,看到這些也只是徒勞無益而已”。我想,如果毫無根據地誇大危險性,有時會傷害縣民感情。

外縣傳媒都按照事先設想採訪

原野 各位覺得當發生了類似這種千年一遇的大地震及核電廠事故等事件時,災區的本地傳媒應該履行怎樣的責任呢?

民報 早川 我認為是不斷發布、記錄現狀和課題。地震和核電廠事故已過去了一段時間,政府宣布核電廠事故已經“平息”,在中央傳媒上的曝光率也減少了。我總覺得有一種“希望就此了事”的氣氛。可是,正如我剛才也提到的,縣內的清污工作毫無進展,與地震剛剛發生後的情況沒有絲毫變化。如果就這樣被“不了了之”,那是不可容忍的。我認為,作為本地的報道機構,我們仍需進一步努力。

2012年3月11日福島民報第一面

2012年3月11日福島民友報第一面

民友 瀨戶 地震後,維生管線被切斷,汽油無法運進來,物資供應中斷,發生了氫氣爆炸,等等,我們身陷多重災害之中,我曾思考過應該如何進行報道。儘管對事實必須進行冷靜地報道,但傳媒還是容易向追求轟動效應傾斜。從結果來看,存在需要反省之處。比如,在我們是否事先對“SPEEDI”(應急輻射影響快速預測網絡系統)有充分認識這一點上,其實我們對它一無所知。要問有多少人知道這個東西,抱歉說一句,我想幾乎沒人知道它。時至今日,仍有不少讀者詢問西弗與貝克勒有何區別。我想,如果我們能向全國民眾正確而通俗地介紹有關放射線的知識,或許大家對福島的看法也會改變。

一方面,來自東京一些大型傳媒的記者,由於採訪時間有限,普遍是採用按照某個主題或者方案進行採訪的方式。而另一方面,我們這些本地傳媒,往往會派遣專門負責的記者紮根當地,時刻關注人們的生活和當地的形勢。我們採取的,是不受政治左右、始終以客觀的視角進行採訪的形式。我認為,了解當地民眾真正需要什麼,正確報道地震情況,這些才是本地傳媒的基本工作。

內閣記者發布會與本地傳媒視角不同

民報 早川 說到立場的不同,比如,在東京的淨水廠檢測出放射性銫後,我曾在社內說過“明天中央傳媒的口徑就要變了”,後來果然如此。給人的印象是,在飲用水和食品安全問題上,他們一改此前“對健康沒有直接影響”的論調,語氣變得嚴厲起來。這讓我切身感受到了中央與地方視角的不同。我認為,我們這些本地傳媒的責任,就在於要以仍然身處縣內的198萬福島民眾的視線去觀察、思考和訴說。

FCT 村上 說到與中央傳媒的視角差異,2011年11月,福島第一核電廠首次面向傳媒開放時,我也參與了現場採訪,感受到了這樣的差異。那是一次由內閣記者會(設在首相官邸院內的記者俱樂部)主辦的採訪,本地的傳媒也參加了。由於我們曾多次進出核電廠,所以我們重視的是爆炸前後有何不同,換而言之,我們關注的是從縣民的角度出發將會感受到什麼。然而,內閣記者會所屬的記者們則是一切按事先的設想行事。儘管監測結果早已公佈,但他們卻用好像剛剛得知輻射劑量程度的口吻加以報道,這又增加了人們對福島的負面印象。針對本地與外界關注點的差異問題,最近,我開始考慮,本地有必要更多地向海外乃至全世界積極發布訊息。從這個意義而言,這次的活動就非常好,讓我們有機會向海外介紹本地的真實情感。

原野 是否也有一些事情讓各位切身感受到了與海外傳媒的差異呢?

喜歡製造轟動效應的海外傳媒

FCT 村上 回過頭來看,捕捉到3月12日1號機組爆炸和3月14日3號機組爆炸影像的,在世界上只有福島中央電視台一家傳媒。我們發現並播出了最初的爆炸,還向同系統位於東京的核心電視台——日本電視的報道人員提出了立刻進行全國播送的要求。但卻因“如無法說明是什麼爆炸則不能播出”這一理由而擱置。明明拍到了發生爆炸的影像,為何不播呢?或許也有可能出現這樣一種情況:如果當時在全國播出,那麼首相官邸行動了,最終全國也行動起來了。當時,我只是感覺到了與中央的差異,到了4月,我又體會到了與海外傳媒的差異。

我們捕捉的爆炸影像是在17公里外的地點拍攝到的,所以沒有聲音。可是,上傳到You Tube等影片分享網站上的德國某電視台的新聞視頻卻加上了爆炸聲,當人們在日本看到這些加工影像後,紛紛質疑“為什麼會有聲音呢?”“本來是有聲音的,為什麼福島中央電視台播出時沒有播放聲音呢”,引起了一片嘩然。或許他們是為了讓有關爆炸的報道更有轟動效應才對影像進行了加工,但由於接收訊息的人不知道哪個素材才是真實的,於是招致了混亂。

福島第一核電廠發生氫氣爆炸時的圖像(福島中央電視台提供)

外國人採訪福島的角度與我們略有不同。比如,他們會在未明確科學依據的情況下,將小孩流鼻血、喉嚨痛、拉肚子等現象與輻射的影響結合起來進行報道。在國外看到這些報道的日本人向我們提出抗議,說“國外作了這樣的報道,為什麼本地傳媒不報道這些情況呢?”作為本地傳媒,我們不是想強調安全,而是希望傳遞真實準確的訊息。然而,海外或外縣的傳媒那些不負責任的報道,會使我們這些本地傳媒採訪獲得的素材變得面目全非。結果,收看報道的縣民也不再信任本地傳媒。我感覺我們一直處在這種相當為難的窘境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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