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韓新政權的東亞外交戰略
多元化與多邊化

小倉和夫 [作者簡介]

[2013.02.14] 其它語言:ENGLISH | 日本語 | 简体字 |

無論任何時代、任何國家,新政權的誕生都是國內和外交政策推陳出新的良機。

然而,新政權之間的政策方向各有偏差,誤解他國意圖和做法而引發摩擦的情況也並不罕見。

時值日本和韓國的新政權誕生之際,應當如何避免誤解和摩擦,使日韓關係走上穩定發展的軌道呢?

需要冷靜對待的「歷史認識問題」

兩國政府首先應該注意的一點,是對於「過去」或韓方所說的「歷史認識」問題的處理。

兩國的領導人有必要在頭腦和內心兩個層面認識到,將歷史問題作為「外交」問題的做法本身,就是一種對歷史的認識問題。此外最重要的,是在將歷史認識問題作為雙邊問題(ISSUE)處理這一做法本身的對錯及其處理方式上,應該保持冷靜清醒的「認識」。如果政治領導人本人在這個問題上感情用事,那只會加劇摩擦。

同時,兩國領導人必須在「不能將歷史認識問題與現狀認識和未來展望割裂開來討論」這樣一「認識」上保持一致。因為如果不能保證被反映到現在和未來的政策中去,那麼對「歷史認識」的相互理解就會缺乏政策意義。

在此基礎上,兩國在通過外交途徑處理上述問題時,應該努力不受各自國家內政問題的干擾。作為這種努力的一環,日方應該避免在過去的問題上「妄言亂語」,始終將明確表達了日方謝罪和反省態度的村山談話作為一切行動的出發點。

另一方面,韓方如果把包括慰安婦(即性奴、被強迫的性奴——譯註)問題在內的歷史問題作為外交問題,那就必須足夠慎重地判斷在何時、何地,由誰與日方討論這些問題才是妥當之舉。

多邊戰略互惠關係的重要性

然而,如果只顧及到這些方面,日韓兩國恐怕無法完全克服「過去」的影響。人們經常強調要有面向未來的長遠思維、促進青少年的交流活動等。但從中期來看,日韓兩國必須在東亞外交戰略上達成共識(至少要深刻理解彼此的戰略)。

基於上述觀點,在針對北韓的現階段戰略方面,儘管日美韓三國的戰略協調也很重要,但莫如說更為重要的,是深入探討東亞整體的中期展望與戰略。尤其是在如何應對中國崛起的問題上,必須加深包括經濟界在內的政策對話。

此外,關於朝鮮半島(在南北統一這一長期展望之前的)中期展望,日韓之間自不待言,還應積極發揮美國和澳洲參與在內的論壇或日中韓三方論壇的作用,加深戰略對話。

與上述對話齊同並進的具體戰略,最重要的應該是兩國首腦在簽署日韓經濟合作協定(FTA)問題上達成共識。同時,針對石油儲備、新能源開發、海洋開發(包括海洋牧場等漁業資源的開發)、作為糧食安全保障對策的糧食儲備、防災對策(包括核能安全政策)等問題,還應在高級別層面實現政策協調。為此,作為具體措施之一,應當力圖提升日韓部長級會議的活躍度。

如果日本和韓國可以構建多邊戰略互惠關係,想必將會有助於兩國克服「過去」的影響,從「戰略性」角度來處理竹島(韓國稱獨島——譯註)問題。

在東亞地區促進外交主體的多元化

其次,日本還應該連同經濟合作,在東亞地區促進外交主體的多元化發展。換言之,應該讓韓國充分認識到儘管政府是外交活動的主要推手,但並非唯一的推手,還應該主動實踐這一點。也就是說,應該在日韓兩國乃至整個東亞地區進一步推廣這樣一種認識,即在某些問題上,NGO、NPO、市民團體和有識之士等也可以成為政策對話的主體。因為通過實現外交主體的「多元化」,可以降低各種問題趨向「政治化」的可能性,有助於將其影響控制在最小程度。

此外,促進市民團體和NPO組織之間的交流合作,尤其是在環境、福利、社會性別差異、教育和多文化共生等領域的合作,將有助於日韓兩國在研究這些社會問題時引入國際化的思維。

在實現上述目標的過程中,有一個基本前提。那就是兩國新政權應該充分「認知」並尊重對方政權。為此,培養政治領導人之間的互信關係就有重要意義。事實上,我們可以毫不誇張地說,最近日中、日韓關係出現摩擦的一個原因正是在於政治領導人之間的互不信任。從這個意義而言,應該儘早促成日韓領導人舉行會談。

(2012年12月25日)

  • [2013.02.14]

青山學院大學特聘教授,東京2020奧林匹克・帕拉林匹克運動會申辦委員會評議會秘書長。1938年生。東京大學法學系、英國劍橋大學經濟系畢業。1962年入外務省。歷任文化交流部長、經濟局長、外務審議官、駐越南大使、駐韓國大使、駐法國大使。2003年10月至2011年9月,擔任獨立行政法人國際交流基金理事長。著作有《對全球主義的叛逆》(中央公論新社,2004年)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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