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言的創造性讀書

王中忱 [作者簡介]

[2013.02.19] 其它語言:ENGLISH | 日本語 | 简体字 | FRANÇAIS |

2012年度獲得諾貝爾文學獎的中國小說家莫言(1955—)在瑞典學院發表的題為《講故事的人》的獲獎演講,以很多篇幅談到他在山東高密東北鄉度過的童年和少年,雖然是用很平常的語調講述的,卻能讓人感到,貧困、飢餓和孤獨曾像濃重的陰影籠罩著那些歲月。莫言「小學畢業即輟學」,「到荒草灘上去放牧牛羊」(《講故事的人》)。

從《雪國》感悟到小說的自由寫法

這樣的經歷,在今天的中國應該是比較少見了,但在20世紀60年代的中國農村並不是個別現象,尤其是在「文化大革命」時期,即使小學畢業後升到了中學,也很少能像平常年代那樣正常地上課學習,而一旦中學畢業,絕大多數人就要「上山下鄉」——去當時被稱為「廣闊天地」的農村從事勞動。少年莫言的經歷,其實是同時代少年共有的經歷,莫言的特出之處在於他能把鄉村父老的口頭傳承當作課本,把社會和人生當作課堂,像生命堅韌的野草那樣,從貧瘠土地裏吸收到營養。

不過,《講故事的人》容易讓人誤以為莫言的文學營養主要來自他「「用耳朵閱讀」的漫長生涯」,而在另外一些自傳式的隨筆裏,莫言也說到童年時代對讀書的迷戀(《童年讀書》),談到他進入大學文學系後的「大量閱讀」(《福克納大叔,您好嗎》)。莫言的文學營養來源其實是豐富多元的,包括了古今中外的文學,《講故事的人》里特別舉出的美國的威廉•福克納(1897—1962)和哥倫比亞的加夫列爾‧賈西亞‧馬奎斯(1927—),當然是對莫言啟發很大的外國作家,但同樣給了莫言文學啟發的外國作家肯定不止這兩位。

莫言說過,讀福克納,使他明白了「一個作家,不但可以虛構人物,虛構故事,而且可以虛構地理」(《福克納大叔,您好嗎》),是福克納激勵他把「高密東北鄉」寫進了小說。

而在另外的場合,莫言則介紹說,20世紀80年代中期,從川端康成(1899-1972)的《雪國》裏讀到的一個句子:「一隻黑色壯碩的秋田狗,站在河邊的一塊踏石上舔著熱水」, 使他感悟到小說的自由寫法,他的短篇小說《白狗鞦韆架》開篇第一句「高密東北鄉原產白色溫順的大狗」,是因《雪國》的觸發而來(《神秘的日本與我的文學歷程》),而「高密東北鄉」,也便因此堂而皇之地第一次出現在莫言的小說裏。

創造性閱讀構築出「莫言世界」

莫言讀過大學,但在和「文革」前大學畢業的哥哥比較時,他卻不無慚愧地說,自己不是像哥哥那樣「從小學到中學一步步地考上去的」,甚至認為自己「並沒有真正地上過大學」(《我的大學》)。

這說法當然過於苛刻。事實上,在中國,青少年時代遭遇了「文化大革命」還能完整走過小學、中學、大學各個階段的人,那才是少數的例外。

但莫言就讀的解放軍藝術學院文學系是以培養作家為目標的,確實和一般的文學系不同,多數學生在入學以前已經發表過作品,他們讀書的目的主要是為了激發自己的創作,自然不會像一般文學系志在研究學問的學生那樣仔細考究作家的生平思想、文學史上的位置和作用之類。莫言讀福克納,據他自己說,「只讀過幾頁」,覺得領悟了其中的真諦,就把書「扔到了一邊」(《福克納大叔,您好嗎》)。

讀川端康成,估計也是同樣的方法。1999年秋莫言第一次訪問日本,曾到伊豆半島尋訪川端康成居住過的旅館,同時也順便拜訪了梶井基次郎(1901-1932)寫作《檸檬》的住處。莫言邊聽陪同的人介紹,邊想像川端和梶井在荒僻山間談論文學的情景,深為兩位作家的友誼所感動,後來他這樣描繪自己想像的情景:

「在深夜的星光閃爍的曲曲折折的山路上,行走著一老一少兩個文學精靈」(《神秘的日本與我的文學歷程》)。

其實當年的川端並不老,他只比梶井年長兩歲,莫言顯然是把他所熟悉的老年川端的形象和年輕的梶井錯置在一起了。莫言的讀書方式,也許很近似陶淵明(約352-427)《五柳先生傳》所說的「好讀書,不求甚解」,但恰恰是這種「不求甚解」,使他讀到了一般人看不到的東西,使他可以展開奇思異想,把福克納和川端康成捏合在一起,構築出了一個獨特的文學世界。莫言的這種讀書方式,無疑是一種創造性的閱讀。

與大江健三郎的深厚交往

大江健三郎和莫言在北京的早餐餐廳(2000年),對面左側擔任翻譯的是本文作者

莫言這一代中國作家讀外國文學,絕大多數要藉助翻譯文本,既得益於翻譯也受制於翻譯。在1994年以前,大江健三郎(1935-)這個名字,似乎還沒有進入莫言的視野。那年,大江獲得諾貝爾文學獎,在獲獎演講中,特別提到了韓國詩人金芝河(1941—)、中國的小說家鄭義(1947—)和莫言,認為「在潛藏著持續貧困和混沌的豐富的亞洲這一古老卻充滿活力的隱喻群上,」自己和這三位作家聯結了起來(《あいまいな日本の私》)。

此後,大江的作品大量翻譯成中文。2000年秋季,大江健三郎應中國社會科學院之邀訪問北京,和莫言第一次見面,親近如故。但由於大江的講演日程被排得滿滿登登,兩人未得深談機會。

2002年,大江再來北京,專程為NHK攝製有關莫言的專題節目做採訪人。到機場迎接大江一行的人們,看到大江提著的旅行包裏滿滿裝著莫言作品的中文、日文、英文、法文的各種版本,都被這位大作家的嚴謹認真精神所感動。

大江健三郎和莫言在中國現代文學館(2000年)

大江這次在北京短暫停留了一下,即去莫言的家鄉高密。按照節目的主題設定,自然是大江談論莫言作品的時間較多,但此時的莫言對大江的作品已經有了相當的了解。他說:「這幾年我讀大江先生的書」,也產生了和當年讀馬奎斯、福克納等的同樣感受,在此過程中,「很可能會構思出我的小說」(《尋找紅高粱的故鄉—大江健三郎和莫言的對話》)。

2009年,莫言完成了一部長篇小說《蛙》。作品的主角是小說中直接出場的敘述者「我」的「姑姑」,一位在高密東北鄉接生了近萬名嬰兒的婦科醫生,作為中國「計劃生育」政策的忠實執行者,也扼殺了無數嬰兒的生命。小說描寫的就是這樣一位由「接生者」到「催死者」的尷尬人物的尷尬處境,而敘述者「我」並不是置身局外的旁觀者,而是常常被捲入事件當中,並因為自己的私心、怯懦,而間接參與到扼殺嬰兒的行動。

《蛙》以「我」寫給日本作家「杉谷義人先生」的信作為情節結構的線索,整體語調是「我」向「杉谷義人」充滿悔恨的傾訴。按照小說的敘述,我的「贖罪」意識,很大程度上來自「杉谷義人」自覺承擔自己父輩侵華罪行的勇敢行為的感染。可以說,莫言從大江健三郎那裏獲得的,不是作品中只言片語的啟迪,也不是講述故事的方法,而是強烈的人格感召和精神感召。 

(2013年1月24日)

  • [2013.02.19]

中國清華大學人文社會科學學院教授。1954年生於中國吉林省。畢業於中國東北師範大學漢語言文學專業。 1992年獲大阪外國語大學語言文化學碩士學位。任岩手大學人文社會科學系副教授後,任現職。主攻比較文學比較文化、中日近現代文學及東北亞地區文化史。中華日本學會理事、中國現代文學研究會理事。《中國現代文學研究叢刊》編輯委員、《區域:亞洲研究論叢》編輯委員。著有《越境與想像—20世紀中國日本文學比較研究論集》(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走讀記—中國與日本之間:文學散札》(中央編譯出版社)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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