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顧東京審判——立足於21世紀的視角

MOLODIAKOV Vassili [作者簡介]

[2016.01.14] 其它語言:日本語 | 简体字 | ESPAÑOL | Русский |

帶有政治意義的東京審判

圍繞東京審判的爭論,幾乎與審判過程本身一樣,很長時間內一直持續不斷。何為東京審判?是「世界各民族」對「損害愛好和平的各國民眾利益」之行為的公正審判?還是「勝者」同盟國懲罰「敗者」——日本領袖的「勝者的裁決」呢?

實際上,相較於基於法律的嚴正裁決,東京審判更帶有政治意義。

理由包括以下幾點。

第1,檢方與法官處在相同的立場,由此,公正審判、客觀判決的可能性被排除。

第2,被告是在被判有罪之前,亦即起訴書提交之前就已被視作「戰犯」。

第3,被告辯護方未被賦予和檢方同等的權利。本來辯護和檢察雙方都應擁有否認證據和證言的權利,但法庭卻在許多情況下一味做出有利於檢方的判決。

第4,對被告人進行了追溯制裁,也就是說被告人的所為在當時並未被視作犯罪行為,屬於事後法溯及既往。起訴書依據的是當時尚未得到世界承認的英美法的「陰謀(conspiracy)」概念。

第5,同盟國方面的幾個國家自身負有戰爭責任。但關於這個非常微妙的問題,必須另做單獨論述。

第6,顯而易見的是,即便與紐倫堡審判相比,在冷戰正酣之時舉行的東京審判,可謂是美國、英國及其衛星國與蘇聯之間展開政治角力的舞臺。

有利於戰勝國的歷史解釋

東京審判正是以這樣的形式進行,它與紐倫堡審判一樣,在當時的政治形勢下,是不可避免的。不過,這兩個審判都不僅僅是為了防止反覆爆發侵略戰爭和世界大戰,還著眼於未來。冷戰已經開始。但當時有誰相信不會再次發展為戰爭呢?

兩次審判都鞏固了有利於戰勝國的歷史解釋。審判將所有罪惡都歸咎於「軸心國」,而且,美國和蘇聯競相對戰敗國實施了各種「再教育」。此外,日本國內使用起「東京審判史觀」的表述。可是後來,這個歷史觀逐漸開始受到左右兩派自由思想家們的徹底批判。

審判是否公正?

東京審判是否公正呢?絕大部分檢察官和法官都不認為自己做了缺少法律依據的事情。

他們受到了懲罰罪犯、永遠杜絕侵略戰爭這樣一種使命感的驅動。然而,這對於他們而言並非是最重要的事項。檢察官和法官最優先考慮的都是履行自己作為同盟國代表的責任。

戰敗國日本的領導人必須在日本國民面前承擔戰爭責任,即對開戰、戰敗、長期進行​​不負責任且可謂是自殺行為的戰爭所負有的責任,以及戰時通過特別高等警察和憲兵實施的言論壓制、使國家走上軍國主義道路等諸多問題的責任。

在位於市谷的原陸軍省大講堂內舉行的遠東國際軍事法庭審判。(前列左起)東條英機、岡敬純、(後列左起)平沼騏一郎、東鄉茂德等在被告席上(東京市谷)

與自虐史觀訣別

當年,占領軍總部的主要目的並非公開處罰戰敗日本的領袖,而是從他們手中獲得權限,奪取他們影響政治和民意的力量。占領軍為此而「清除」了日本的領袖。

隨著舊金山和約的簽署,駐日盟軍總司令部(GHQ)的統治終結,「逃過清洗保住性命的人們」大部分重獲公職,或回到了政界和商界。而且,除了極少數例外,他們大都成為了日本「民主化」、日美同盟關係和日美夥伴關係的熱情支持者。

東京審判是20世紀最重要的事件之一。然而,我們活在21世紀。或許現在已經到了該與被視為自虐史觀的「東京審判史觀」訣別的時刻了。

標題圖片:遠東軍事法庭的法官。左起第3人是澳洲的偉布(William Webb)審判長(東京)(圖片提供:時事通信社)

  • [2016.01.14]

拓殖大學日本文化研究所教授。1968年生於莫斯科。1993年畢業於莫斯科國立大學,1996年獲該校歷史學博士學位(Ph.D.)。2002年獲東京大學國際社會學博士(Ph.D.)、2004年獲莫斯科國立大學政治學高等博士(LL.D.)。2000~2001年任東京大學社會科學研究所客座研究員,2003年開始任拓殖大學日本文化研究所主任研究員,2012年起擔任現職。出版俄語著作30餘冊,其中有關日本的內容有15冊。出版的日語書籍有《後藤新平和日俄關係史》(藤原書店,2009年)、《日本主義的俄國》(藤原書店,2011年),另發表日語論文50多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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