系列 誰是“中國的日本紅人加藤嘉一”?
(第一回)做日本海與太平洋的橋樑
生活在中國與日本中間

竹中治堅 (採訪人)[作者簡介]

[2012.06.25] 其它語言:日本語 | 简体字 |

以率直的發言受到中國年輕人關注的加藤嘉一。nippon.com編輯委員竹中治堅教授對這位“中國的日本紅人”做了長篇人物訪談,展現了他“做國際社會與中國的橋樑”的抱負。

加藤嘉一
KATŌ Yoshikazu
1984年生於靜岡縣。2003年高中畢業後到北京大學留學,畢業於該校國際關係學院。英國《金融時報》中文版、香港《亞洲周刊》、The Nikkei Asian Review專欄作家。截至2012年3月,加藤在香港鳳凰衛視新媒體(鳳凰網)上的部落格訪問量達6,300萬次。中國版推特(Twitter)(新浪微博)的粉絲超過150萬人。

日本是“戰略後進國”?

竹中:聽說你今年2月份去倫敦,出席了The LSE(※1) China Development Forum: China’s Reform Phase II(※2)(倫敦政經學院舉辦的中國發展論壇:轉型中中國的下一步),是嗎?

加藤:參加了論壇最後部分的會議討論。我就“the great dilemma of rise on China: Rise or fall”(※3)(崛起的中國面臨巨大的沉浮困境)做了發言。

竹中:中國面臨沉浮困境嗎?

加藤:堪稱巨大的困境。參加論壇的22人中,日本人就我一個。作為日本人,雖有焦躁的一面,但是在那種場合,像我這樣的日本人的發言,對日本的中國研究、中國的政策研究也是有益的。對我本人來說,重新認識到要在世界的舞台上明確表述迄今在中國的所做所思。通過全球性眼光思考,逐漸看到中國被過高評價,日本被過低評價的現狀。過去是日本被誇大了,而現在進入了早熟的老齡化社會。或許可以說,日本是“難題上的先進國”、“戰略上的後進國”吧。

竹中:“戰略上的後進國”?此話還是頭一次聽到。

加藤:這是我想出來說法。意思是在戰後60年中,日本為成為攻克難題的先進國家,一路奮進前行。經歷了環境問題、通貨問題、石油危機,體驗了所得倍增和泡沫經濟的崩潰,去年還發生了核電廠事故。在60年的種種經歷中,失去的難道不是戰略嗎?由於有美國的核傘保護,所以不需要戰略。雖然做出如此選擇的原首相吉田茂是位了不起的戰略家,但也使國民喪失了思考能力,不再思索自身應走的道路。用好聽的詞來說,就是完全不用考慮“戰略”,只要一味向前跑就行。結果變成課題上的先進國、退居成為戰略上的後進國。

與此相反,中國非常擅於戰略。我雖無意說它是課題的後進國、戰略的先進國,但正因為有戰略,才不易發現堆積如山的問題,所以會被過高評價。作為日本人,我認為自己的使命,是巧妙地利用這樣的中國,提高日本對國際社會、特別是對歐美、阿拉伯、中東國家的影響力,我正在為此進行著努力。

有關中國的5個不穩定因素

竹中:具體在倫敦作了怎樣的演講呢?

加藤:最近經常提及中國的“崛起”。回顧中國的歷史,唐代與漢代是最了不起的。即使是在宋代與明代,從世界GDP和人口的比例來看,與現在的規模相比也是難以望其項背的。

我在會上談到,當代中國的“崛起”,真的能說是rise(興盛)嗎?或許可以說是re-rise(復興),或者是restoration(復興),或許還可能是fall(衰落)。只是漠然地說中國嶄露頭角是不對的,說不定中國正處在文明的衰退時期。我提出應當從這方面切實進行討論。

竹中:有衰落這種看法嗎?

加藤:或許有些言過其實,但實際上,資源、資金、人才等正以極強的勢頭背中國而去,而且國內體制也存在不穩定的一面。難以保證社會不安、泡沫經濟崩潰不會波及到政治的穩定。

關於中國的“崛起”,在2012年2月舉行的G1峰會(※4)(日本各界領袖人物就日本與世界的話題舉行的討論會——譯註)上也成為議題。民主黨的總理助理長島昭久、自民黨眾議院議員河野太郎、慶應義塾大學綜合政策系準教授神保謙出席了“中國的崛起​​和日本的外交戰略”分科會。我在那次分科會上首先發言,指出“考慮中國的未來時,要看到5個不穩定因素”,也就是“民主化”、“老齡化”、“孤立化”、“​​異質化”以及“空心化”。所謂空心化,不僅僅是人才外流,可以預計今後10年,人才、資源、資金、價值觀、思想等所有一切,都會從中國流出。

當時參加專題討論的人用“這傢伙是誰?”的表情看著我。我是想說,今後中國可能進入不穩定的時期,這對日本來說是一個機會。

徹底研究了日本的所得倍增計劃?

加藤:當前中國抱有的不安、面臨的問題,諸如通貨危機、腐敗問題、提高國民收入的問題、環境問題、社會保障問題等,正是課題先進國日本長久以來所面對的問題。2015年之後,中國的勞動人口也將開始下落,也會出現與日本相同的少子老齡化問題,未來甚至將更嚴重社會的不穩定將增大,貧富差距還會進一步拉大。

在中國,國民共同的價值觀也在丟失。毛澤東思想的影響日趨淡薄,只剩下拜金主義與實用主義,歸結到一點是如何增加國民所得。中國對日本原首相池田勇人在1960年代實施的所得倍增計劃進行了徹底研究,這或許起因於國家的財富沒有被重新分配給國民所產生的不滿。

還有一點不能忘記,那就是中國是非常年輕的國家。從文化大革命中恢復過來只過了30幾年,也沒有像日本創業百年、200年那樣的老企業,是非常年輕的國家。雖然在文明上,中國一向以歷史悠久而自豪。

竹中:中華人民共和國1949年建國,的確很年輕。

加藤:當時是意識形態優先,我認為那還不是真正意義上的nation state(國民國家)。按我的主觀認識,中國作為近代國家,或者說作為nation state成為世界的一員,是在1978年前軍委主席鄧小平推行改革開放之後。其動力,則是日本的ODA(政府開發援助)。

現在中國已建國60多年,改革開放至今有30多年。但作為近代國家還非常年輕,故確有粗放之處和不重視國際社會規則的一面。所以有必要讓中國參與到國際社會中來。

以學校為例,如果對造成“學級崩潰(學生在課堂上完全不聽管教,為所欲為,老師無法正常授課的現象——譯註)”的學生說:“你小子,出去,愛上哪上哪!”,那麼,崩潰的班級就失去了恢復的希望。最好是接受它,不封鎖,巧妙地利用它並令其參與進來。

日本可以把作為課題先進國培育起來的經驗加以包裝,由適當的人員、在適當場所、選擇適當時機向中國傳播。我認為這可以恢復並激發日本的活力。

竹中:這就是加藤嘉一你最近的使命嗎?

加藤:是的。因為我是訊息傳播者。

歐美人難解的中國社會

加藤:中國的決斷與行動都很快。上面一句話,下面就動起來。看看地震時的情形吧,日本的東日本大地震與中國的四川大地震相比,那真是有天壤之別。

竹中:是嗎?

加藤:中國政府要是說“全部撤離”,人們就會全撤的,私有物品什麼的都不管。 “派100架戰鬥機”,也是一句話,說派就派的。

竹中:說派就派啊。

加藤:要是換上日本,那就完了。

竹中:確實。

加藤:所以中國非常講efficient(效率),但並不是。 efficient(效率)固然重要,但也許不可持續,也就是不能持久。當然,中國的體制是專制的,這樣才能注重效率,但高效的治理方式往往也不能保證公民的基本權利與自由。這永遠是兩難。在建立中國人與外國人間的相互理解、相互信賴關係方面,中國人無論走到哪裏也是中國人。世界上有3,000萬華僑,哪裏都有中國人。中國人無論在國際社會上怎麼說“中國不行”,那是說自己,聽起來只是自話自說。另外,歐美人、白人、黑人說起來,總有一種不協調的感覺。我覺得他們很難理解中國。什麼和諧精神、看情況之類,中國人有這種說道。

竹中:中國人看情況辦事嗎?

加藤:不,雖然實際上並不這樣。

竹中:印像中,中國人都是直言不諱,口無遮攔的呀。

加藤:不過,那種注視對方的眼神、轉移注意力什麼的,我覺得西方人難以理解這種“東方式”的做法。中國共產黨有個潛規則,就是並不是非黑即白,而是灰色的、或是緩衝。鄧小平曾說,“摸著石頭過河”,“擱置爭議,共同開發”,這些在我看來都是東方思維的一部分。

(※1)^ London School of Economics and Political Science

(※2)^ The LSE SU China Development Forum (CDF) is a prestigious annual conference organized by the LSE SU China Development Society (CDS) in the aim of creating a platform for students, academics and professionals to exchange opinions on critical subjects related to China.

(※3)^ Rethinking China’s youth empowerment and higher education reform

(※4)^ 第四屆G1峰會分科會“中國的崛起和日本的外交戰略”

  • [2012.06.25]

nippon.com 編輯委員。1971年生於東京都。1993年畢業於東京大學法學系,進入日本大藏省(現財務省)。1998年美國史丹佛大學政治系博士課程結業。1999年任政策研究大學院大學副教授、2007年起任準教授,現為教授。主要著作有《何為參議院?1947-2010》(中央公論新社,2010年,獲大佛次郎論壇獎)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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