徘徊在午夜街头,身处“水深火热”中的少女们

社会

少女们由于遭受欺凌、虐待或贫困等种种原因被迫离家出走,深夜徘徊在繁华的商业街头。要想救助这些被现有福利制度遗漏的少女,最重要的是什么?

与“渴望重新开始自己人生”的17岁少女相遇

倾听那些10多岁、20多岁的女子们讲述她们“水深火热”的处境,继而传达她们的心声并进行必要的援助,此后为她们提供住处,以保护其远离严酷的境遇并帮助其自食其力——2009年我设立NPO法人“BOND项目”并着手开展这些活动,契机是我与徘徊在深夜涩谷街头一位少女的相识。当时,我经常手持2006年创刊的免费杂志《VOICES》,在深夜的街头看到放心不下的少女时,就上前打招呼,听她们讲述自己的遭遇。

“我是编写这本杂志的橘纯,可以跟我讲讲你的事情吗?”

那位少女一脸茫然地接过《VOICES》,开始“哗啦哗啦”地翻看起来,然后回答我说:“可以呀。”通过谈话我了解到,就在3天前,17岁的亚由美(化名)刚刚从东北离家出走。她在交友网站上发送了一条信息:“17岁,离家出走,寻找在涩谷请我吃饭的人”,现在正等着和请自己吃饭的男子见面。问及离家出走的原因,她回答说“想在东京重新开始自己的人生”。

是怎样的境遇,让她在17岁的年龄渴望重新开始自己的人生呢?亚由美向我讲述了她的经历。父母在她年幼时离婚,她在学校受到欺凌,由于和母亲的再婚对象难以相处而离家出走,靠援助交际和在色情行业出卖肉体赚钱为生。高中辍学后,16岁生产、结婚,但婚后生活并不顺利,她被赶出家门。

“我想在一个陌生的城市重新开始自己的人生。可是,来到东京没有一个熟人,无处可住,没有工作,也没有钱,今后该怎么办呢?”她表达了自己的忧虑。这次与这位无处可去、走投无路的女子的相遇,对我今后发展的方向产生了巨大影响。

不仅传达少女们的心声

我从18岁起想当作家,起因是接受一本杂志的采访。那是28年前的事了,采访的内容我已经记不太清楚了,只记得当时那位作家“大叔”非常平易近人。不管我说什么,他都不会对我进行说教,而是报以微笑,然后就是不断地提问,倾听我的讲述。当时,这种类型的成年人让我感到耳目一新,以前我一直觉得成年人都是敌人。我从来没考虑过自己要成为怎样的成年人这种问题,我的18岁就是所谓“今朝有酒今朝醉”,只顾眼前,不计后果。

因为那时遇到了“自己成为那样也不错的成年人类型”,所以我发生了改变。我开始对成年人发生兴趣,希望聆听不同人的故事,用自己的语言写文章来传达他们的心声。

不久后,以那次采访为契机,我认识了某杂志的总编,开始对不同生活方式的女子进行采访并撰写报道,还担任电视记者,对全国“女子暴走族集团”(骑着改装的摩托车行驶的女性团体)进行采访。25岁结婚,生了一个女儿,2006年和担任摄影师的丈夫KEN一起自费创办《VOICES~传达你的心声~》。包括特刊在内,这本杂志至今已发行了21期。我们通过这本免费杂志,传达了有过割腕自残、怀孕、堕胎、虐待、离家出走、援助交际、色情工作、失足、“家里蹲”(长期不出门,不与家人之外的人有任何交流——译注)、过量服药等各种经历的少女的心声。

前往涩谷中心街和新宿歌舞伎町采访时与亚由美相识,我开始思考不仅倾听和传达这些无处可去的少女们的遭遇,还需要为她们提供容身之地,让她们在安心生活的同时能够自谋生路。我在街上遇到的大多数少女,她们自己都不理解自身的困境,即使想寻求帮助,也不能用语言将自己的这种心情表达出来,甚至根本不知道行政窗口的存在。而且她们就算是在收容所受到保护,也不过是手机被收上去,成为循规蹈矩的“优等生”,但这也很难实现。

她们即使遭受侵害身处困境,也意识不到自己是受害者,她们将一切责任都归咎于自己,认为是由于自己的懦弱才会落到如此地步。她们的自我肯定感低下,甚至会产生轻生的念头,越是最先需要救助的未成年人,她们与可靠的成年人之间越是缺少联系,即使得到正确的建议,她们自己也很难当机立断地付诸行动。迫切需要有成年人关心她们内心的纠结,为她们提供容身之地。然而,只要她们不去咨询,便被视为“看不见的存在”,在众人眼里,她们既没有烦恼,也没有痛苦。因为听不到她们的声音,所以没有救济制度,也不见对策。她们处在被社会保障体系这个安全网遗漏的现状之中。周围环境的漠不关心让她们的神经日益衰弱,我们可以理解她们为何会产生“不想活下去了,想从这个世界上消失”的想法。

我希望能起到类似“翻译”的作用,将这些无法吐露真心话的女子的心情与现状传达给援助者,再将这些身为成年人的援助者的建议通俗易懂地转述给她们。我想承担一个在咨询者与援助者之间建立联系的粘合剂角色,出于这种考虑,2009年我创办了NPO法人“BOND项目”。

即使求助也无处逃避

BOND平日的工作除了接受邮件咨询、电话咨询和面谈外,还以移动式咖啡咨询室、街头巡视、街头问卷调查等“流动咨询窗口”的形式,倾听少女们的心声。必要时与律师联手,并与其他专业机构建立联系。我们为这些少女提供临时保护,陪同她们前往政府机构,甚至提供中长期保护或关注她们的自立援助生活。

2016年的咨询量共计邮件为1.2395万封,电话咨询1979件,提供保护1105件。平均每个月有40~60件首次咨询。

在涩谷街头进行问卷调查的笔者与BOND的工作人员 (摄影:KEN)

全国10~20多岁的女子发来求助信息,诉说她们“遭父母殴打,有家难回”,或是“离家出走后与网上结识的男子在宾馆里”。这些屡受虐待或性侵害的女子,她们只认识侵害和利用自己的成年人,对求助方式一无所知。我们会和她们一起想办法寻求公共援助,让她们在BOND的收容所住上一晚,但她们很少能获得基于儿童福祉法的制度上的援助。

比如,儿童咨询所虽然是以20岁以下者为援助对象的,但是它优先保护那些面临生命危险的幼儿,所以15岁以上就很难成为保护对象。能够让她们获得儿童福利院或自立援助之家(为15~22岁的年轻人提供的福利设施,他们在这里住宿并谋求立足于社会自食其力)援助的机会也非常有限。甚至出现这样的情况,有些女子“不想让父母成为坏人”,她们对自己的处境缄口不言,始终在忍耐着父母的暴力和辱骂以及性虐待,即使成年后在精神上依旧受到父母的束缚,无法逃脱。即使她们意识到要想办法逃脱,可是除了离家出走,这些女子也想不出其他办法。我认为有必要为她们提供更多的场所,让那些眼下无家可归的女子在受害前能够逃脱,在获得公共援助前的这段时间能否安心度过,能够在这些场所长期生活以谋求自食其力。

为援助其独立生活而建立的“纽带之家”

要想过上自食其力的生活,需要在体力上、经济上和精神上游刃有余。然而由于种种原因,如虐待的后遗症导致情绪不稳定,难以正常上学或工作,在年龄上需要监护人同意,没有“住民票(登记公民现居住地址的居民卡——译注)”,身份证没有从家里带出来等等,导致她们无法签订租赁合同,也很难找到普通的工作。本来越是处在需要支持的境况中的女子,她们越是面临着种种风险,除了依靠自己的力量生存下去,她们别无选择。

她们为了获得微不足道的食物和过夜之处,被迫出卖肉体;向没有身份证也能工作的“地下社会”求助;由于缺乏营养、居无定所而身心俱损。结果导致意外怀孕生产,遗弃或虐待新生儿,自残或自杀,被伤害或杀害等社会问题或案件,由于将其置于孤立无援的境地,社会转而又面临巨大风险。

这些女子要想不陷入自暴自弃的恶性循环之中,至关重要的是在能使自己心安之处停下脚步休息,有足够的时间恢复身心健康,建立起和他人的联系,以使自己从内心渴望珍视自己。今年7月下旬,我们在东京都内设立了独立生活援助之家——“纽带之家”,接纳那些由于种种原因无家可归的10~20多岁的女性,夜晚有工作人员入住,照顾她们进餐等日常起居。即使道路漫长,我还是希望终有一天,她们自己能够决定自己的生活方式。这些女子一定是在最疲惫无助的时刻遇到了我们,正是因为相信她们具有生存能力,所以我才想对她们说:“谢谢你们的求助。让我们静静地守候在你们身边吧!”

(2017年10月10日)

标题图片:NPO法人“BOND项目”负责人橘Jun在深夜的街头倾听少女们的心声(摄影:K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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