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冠疫情下依然无法普及的远程办公，“非定式脑力业务”转型迟缓的日本

疫情之下的居家办公和工作时间

从发生新冠疫情之前就长期对全国家庭开支进行追踪调查的《日本家庭开支固定样本调查》（庆应义塾大学固定样本数据设计与分析中心）显示，新冠疫情发生前的2020年2月时，20到70岁的上班族中，采用居家办公方式的比例仅有6%左右，而在发布第一次紧急状态宣言的2020年4月时上升到了25%左右，相当于四人中就有一人居家办公。

向居家办公方式转型，虽是配合中央和地方政府疫情防控要求而采取的行动，但在工作方式的变化这一点上，正好顺应了旨在提高工作地点和工作时间灵活性的所谓“工作方式改革”的大潮流。

同时，新冠疫情导致经济不景气，上班族的工作时间也有所减少。《日本家庭开支固定样本调查》显示，2021年4月时，每周工作60小时以上的长时间劳动者比例已从2020年2月的7%左右大幅下降到了4%左右。或许可以说，一个原因在于疫情促使日本长时间劳动的问题得到纠正，工作方式的灵活性有所提高，人们也变得更容易在工作和生活之间找到平衡了。

然而，观察之后的动向可以发现，这样的变化并不一定是永久性的，可能只是昙花一现。解除第一次紧急状态宣言后，越来越多的企业和上班族从居家办公恢复到了坐班模式，2020年9月时，居家办公实施率下降到了15%左右，而每周工作60小时以上的劳动者比例上升到了6%左右。

后来，尽管随着疫情形势的起伏和紧急状态宣言的发布与解除，数据出现过一些波动，但基本保持着同样的状况。换言之，与发生疫情之前相比，居家办公得到了一定程度的普及，长时间劳动问题也有所纠正，但2020年夏季以后，这种变化的程度可谓非常有限。

居家办公无法落地生根的原因

除了2020年4月发布紧急状态宣言后的那段时期，居家办公在日本的普及从未步入过正轨，到底原因何在？人们经常提及的原因包括：限定职务内容的“岗位型（job型）雇佣”没有普及；居家办公会导致与单位同事及业务对象之间的沟通出现障碍；居家办公所需的电脑、通信设备不够完备而且运用规章尚不健全，等等。

但笔者认为，究其根源，主要存在两个问题：一是日本的工作特性，非定式的脑力劳动要素为主的业务（task）较少，大多数员工承担着以定式业务或体力劳动要素为主的业务；二是利用数字化和信息通信技术（ICT）的程度还很落后。

所谓业务，指的是开展工作时的任务内容，这里特别值得关注的是被分类为“抽象业务”的非定式、需要较多分析和对话的业务（需要策划立项、分析、沟通的业务等）。与重复内容较多的定式化事务和伴有体力劳动的业务相比，这些抽象业务具有自身特性，那就是即使采用居家办公模式也不会受到影响，比较容易开展。

居家办公率和ICT利用度偏低

关于这一点，可以通过国际比较示意图来确认居家办公实施率与抽象业务的大小。在图中，横轴表示的是野村综合研究所2020年7月针对8个国家实施的《新冠病毒共存期生活情况国际比较调查》(*1)结果中各个国家的居家办公（远程办公）实施率，纵轴表示的是依据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实施的《国际成人能力评估调查》进行指标化处理(*2)后的抽象业务的占比（蓝色），以及在工作中使用ICT的频度（红色）。

由于调查对象和时间不同，所以居家办公率和水平与前面提到的《日本家庭开支固定样本调查》存在差异，但观察图中的蓝点可以看出，从国际比较来看，日本的居家办公率最低，仅有30%左右，相当于最高的美国（60%）的一半。更值得注意的是，居家办公率越高的国家，抽象业务指标明显越大，日本的抽象业务占比最小。

同时，图中的红点表示各国ICT利用度相对于居家办公实施率的大小，可以看出居家办公实施率越高的国家，ICT利用度也越高，日本的ICT利用度在国际上处于极低的水平。

换言之，我们可以指出，从国际上看，日本的劳动者从事抽象业务的比例偏低，而且工作中使用ICT的频度较少，这个问题已经成为阻碍居家办公方式广泛普及、落地生根的瓶颈。

未向ICT和机器人化发展方向过渡

如果逐渐将定式化业务和体力劳动要素为主的业务交给ICT或机器人来处理，推进服务化和产业高度化，那么劳动者从事的抽象业务就会变多。而只要是抽象业务，劳动者就应该可以利用电脑和在线通讯技术，即使居家办公，也基本不会受到影响。

有人认为，不同于其他国家，日本没有出现这种状况的一个原因在于，上世纪90年代以后，即使具备了可以利用ICT的条件，但在采用以终身雇佣为前提的“成员型（membership型）雇佣”模式的职场中，由于职务内容多样，所以并没有解雇正式员工，改用ICT。但是，我们更想指出的一点是，由于能够大量使用非正式用工这样的劳动力，所以形成了非正式员工大多从事定式化、体力型业务的局面。

劳动力市场的这种结构成为了阻碍疫情期间普及居家办公模式的桎梏，容易导致疫情扩散的“出勤坐班”方式仍在沿用，而且符合工作方式改革方向的弹性工作方式也没有得到推广和落地生根。要想打开局面，利用数字化和ICT自不待言，还需要通过采用人工智能（AI）和“物联网（IoT）”等新技术和进一步普及机器人，逐渐改变业务特性本身。

恢复力差距的扩大

居家办公模式在日本的普及和落地生根具有局部性的这种现象，意味着能够以灵活、健康方式工作的劳动者与其他劳动者之间会产生工作方式上的差距。事实上，在《日本家庭开支固定样本调查》中，对各个收入阶层2020年2月至2021年4月期间居家办公实施率的变化情况进行比较后的结果显示，前20%的高收入群体的实施率从7%大幅上升到了31%，而后20%的低收入群体仅从6%上升到了8%。

在长时间劳动问题得到纠正的程度方面也出现了同样的倾向，越是高收入群体，每周工作60小时以上的长时间劳动者占比减少幅度越大。另外，高收入群体学习技能等的学习时间翻了一倍，而中低收入群体的学习时间并没有变化。

这种变化可以解释为在针对外部冲击的恢复力（resilience）方面已经产生了差距。比如，采用居家办公或非长时间劳动的工作方式，即使发生了疫情扩散、灾害、疗养护理等生活事件，也可以继续工作，从这个意义上讲，这就是提高恢复力。保证了学习时间，意味着在瞬息万变的技术革新中需要的技能发生变化时也能很好地适应。可以说，新冠疫情引发的变化，可能在新的恢复力方面导致差距进一步扩大，有必要加以关注。

这种差距比传统意义上的收入差距更难把握，即使掌握了这方面的情况，能够促使其得到纠正的政策干预手段也并不多。由于不可能采取收入再分配那种由政府强力缩小差距的政策，所以劳动者个体和企业主动改革工作方式等微观层面的自主努力或许就更加重要了。

标题图片：为防控新冠疫情，某IT企业大部分员工实施了居家办公（共同社）

版权声明：本网站的所有文字内容及图表图片，nippon.com日本网版权所有。未经事先授权，禁止任何形式的转载或部分复制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