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们是“罪大恶极之人”吗？——儿童受虐致死问题与遭到社会“排斥”的父母们

2018年3月，一名5岁女童受虐死亡。生前，她总是吃不饱，而且还遭受了以“管教”为幌子的家暴。6月，警方公布了女童用铅笔在笔记本上写下的“悔过书”，引发社会强烈震动。

“……求求你  饶了我吧  求求你了”

令人心痛的内容曝光后不久，人们纷纷来到女童生前居住的东京都目黑区某公寓楼前，双手合十，为她献上祈祷。在此事件的触动下，防范儿童受虐致死的呼声高涨，促使政府也采取了强有力的行动。儿童咨询所决定采取紧急措施，规范了实施入户调查的做法，以便对那些无法谋面的孩童进行调查和保护，并明确与警方共享信息的条件，并计划在2022年度前增加60%的人手，也就是把儿童咨询专员人数从2017年度的3200名增加到5200名。

强化救助受虐儿童的机制具有重要意义。但我们也不能忘记，在此基础上，还有必要建立起相关机制，援助那些无法妥善抚养孩子的父母。在某种意义上，虐待子女的父母其实是孤立无助的“难民”。

用法律来防止虐待儿童

上世纪90年代以后，虐待儿童问题在日本开始受到关注。1990年，儿童咨询所开始统计儿童受虐咨询案例的数量，同年和次年，大阪和东京相继出现了防止虐待的民间团体。这些应对虐待问题的行动，目的之一是推动《儿童权利公约》的批准通过，1994年，日本批准了该公约。

2000年11月，《儿童虐待防止法》正式施行。日本社会的家庭规范性很强，政府权力机关很难介入家人之间的暴力行为。然而，有了这部法律后，即使父母不同意，也可以把受虐儿童送入“临时保护”机构。2004年，该法实施修订，规定各个市区町村负有防止儿童受虐的义务责任，2007年再次实施修订，针对不遵从指导的家长，强化了儿童咨询所采取行动的权限。

另一方面，从虐待问题处理案件数量上可以发现，相较于1990年儿童咨询所开始统计时的，2017年上升到了133778件（速报值）。有关虐待行为的知识在社会上得到普及，虐待问题咨询、报案数量日益增多，这些也是推动处理案件数量急剧增多的原因。2003年，厚生劳动省开始公布受虐致死儿童的数量。截至目前，包括家长带着孩子自杀造成的死亡在内，每年的死亡案件数大致在50到100件之间浮动。

2000年儿童虐待问题相关法律建设工作启动以后，笔者对三个虐待案件进行了采访并撰写了有关文章。下面，我将分别从这几个案例出发，剖析发生虐待问题的背景原因。

饿死于纸箱里的女童

最早采访的一个案例发生在2000年。爱知县武丰町某大型钢铁公司的子公司员工宿舍内，一名3岁的女童被发现饿死在一个纸箱里。作为专职主妇的母亲18岁时生下女儿，她的丈夫坚持认为“男主外、女主内”，从来不管育儿的事情，她和婆婆、生母的关系也不太好。怀上第二个孩子的时候，她开始记家庭收支账，拼命算计着生产后的日子能不能过得下去。保健师曾建议她送发育迟缓的大女儿去市政府开设的“语言课堂”，但因她舍不得缴纳50日元的零食费而作罢。

孩子父亲和母亲同龄，虽然是公司的正式员工，但到手的工资只有13万日元左右。据说他工作态度积极，存在阿斯伯格综合征（Asperger Syndrome）倾向。有一次曾用力摇晃出生仅10个月的女儿，导致其头部受伤。女儿住院接受治疗，出院后出现了发育迟缓问题。夫妇宠爱发育正常的儿子，逐渐开始疏远女儿。父亲依赖于工作和职场的人际关系，在家则沉溺于游戏。

母亲一直处在经济窘迫的不安之中，未能很好地和行政部门沟通，逐渐丧失了正确判断的能力。在孤立无援的状态下，患上了购物依赖症，贷款购买了别人上门推销的昂贵棉被，后来又拖欠偿还消费信贷的贷款。

夫妇二人不自觉地将抑郁和怒气发泄到大女儿身上，女儿稍作反抗，就被塞到了纸箱里。断食断水的女儿日渐消瘦，最终饿死在了纸箱里。

走投无路，放弃育儿

第二个案件发生在2010年，大阪市西区的某色情店的员工宿舍里，一名3岁女童和一名1岁男童被遗弃时间50天，死在家中。时年23岁的母亲在三重县长大，婚后20岁生下了第一个孩子。专职主妇时期，一直依靠居住地的政府援助。离婚后带着孩子相继在名古屋的夜总会和大阪的色情店工作，几乎没有得到过亲属和政府部门的任何帮助。

第三个案件发生在2014年，神奈川县厚木市一间堆满垃圾的房间里发现一具5岁男童的白骨遗体，死亡已有七年零四个月。孩子父亲当时37岁，是一名平时需要长时间连续劳动的卡车司机，患有轻度智障。妻子跟娘家关系不好，10多岁的时候就住进了卡车司机的家里，之来怀孕产子，孩子3岁的时候离家出走。父亲没有告诉任何人妻子出走的事情，一边工作一边照顾孩子，这样的生活持续了两年时间。

这位父亲高中毕业后虽然升入了专科学校，但上学单程就要花费三小时，所以没过多久就退学打起了零工。后来为了找份固定工作而转行，但收入一直不稳定。前面提到过他患有轻度智障，家里也没有余力帮助他。就在这时，他遇到了当时17岁的妻子，不久后有了孩子。夫妇两人不断跟自己家人借钱并通过消费信贷贷款，导致与家人的关系恶化，变得孤立无援。

千辛万苦总算当上了一名享受正式员工待遇的卡车司机，到手工资差不多23到25万日元，每周工作六天，且必须长时间连续工作。由于一直还不清债务，丈夫又不能帮忙照顾孩子，所以夫妻两人的关系开始恶化。起初，为了补贴家用，妻子曾把孩子放在家里，自己到便利店打工，后来做起了皮肉生意，最后干脆离家出走。而丈夫担心丢了正式员工的工作，因此即使长时间劳动也没有请过带薪假，在妻子离开后的两年里，一个人边工作边带孩子，最后觉得心力交瘁，对孩子彻底撒手不管了。

为什么没有寻求政府援助？

上述三个案件中，孩子的父母年幼时都遭受过暴力或抛弃，是在被孤立的状态下长大的。长大成人后，同样面临各种生存压力，缺乏在社会中安稳生活的能力。同时，他们对社会隐瞒了这些问题。他们在孩子正常成长时即便接受政府援助，而在一旦出现问题且情况持续恶化时，他们就不会（或者说不能）主动申报来寻求帮助。

包括目黑区的案例在内，观察一下受虐致死的儿童的母亲就可以发现，她们都是在10多岁、20岁生下孩子的。她们没有接受过走上社会所必需的训练，希望通过早早结婚、组建家庭，在社会中求得自己的立足之地。然而，一旦离婚并带着孩子开始工作，那么陷入重度贫困的风险就很大。

在大阪市西区色情店工作的那位母亲，其行动背后存在着这样一种社会现状，那就是女性无法通过就业，获得足够的收入来独自养育子女。包括单身母亲在内，许多女性选择在招聘门槛很低的性服务业工作。她们无法像普通劳动者那样获得保护，逐渐被商品化，在这个过程中，她们渐渐变得无法充分顾及自己的孩子。同时，就像这位母亲那样，有些女性对离婚后接受政府援助抱有强烈的耻辱感，可以认为，这是由她们希望隐瞒自己无法真正履行母亲职责的心理因素所导致的。

一味用“罪大恶极的父母”这类字眼来口诛笔伐，解决不了任何问题。她们要把孩子抚养成人，但却没有足够的时间和金钱，政府援助不可或缺。

借助社会力量，帮助年轻父母抚养孩子

在虐待儿童像如今这样变成社会问题以前， 1973年前后，相继发生了多起新生儿被遗弃在投币式储物柜里的事件，一度引发关注，并因此出现了“投币储物柜婴儿”一词。厚生劳动省1973年实施的“儿童虐待、遗弃、杀害事件相关调查”显示，不满3岁的遇害儿童为251名。据推测，加害者多是有血缘的亲属。也就是说当年发生了相当于现在数倍程度的虐待致死案件。

实际上，从2005年到2014年期间，东京23区孕产妇死亡原因中，自杀的占比达到了病死的三倍以上。怀孕让走投无路的女性感到绝望，这种状况和“投币储物柜婴儿”的时代并无两样。自己一个人死属于“自死（自杀）”，带着孩子一起死属于“同死（两人以上自杀）”，杀死孩子后自己没有死，则属于虐待。从受虐致死的儿童的年龄来看，数量最多的是“0岁”。

上述目黑区的事件曝光后，儿童咨询所的权限得到加强，开始致力于如何尽早发现那些受到虐待的孩子，这是一件好事。但最为有效的办法恐怕是建立相关机制，将年轻群体妥善地纳入社会，让他们可以安心地与人交往，将育儿作为全社会而不仅仅是家庭的责任。当父母感到自己被社会排斥的时候，将会向最弱小的孩子施加最激烈的暴力。

2016年修订了儿童福利法，规定优先考虑儿童的权利及其最大利益。2017年，作为“儿童福利理念具体化”步骤的路线图，厚生劳动省公布了《新版社会养育计划》。

媒体对这个计划的报道，重点放在了扩大养父母委托和儿童特殊收养制度适用范围以及减少孤儿院收养人数的方针上。但其内容并非仅限于此，还提到了在各个地方建立“儿童家庭综合支援中心”，加强社会工作的力量，建立家庭扶持机制，促使家长在育儿过程中能够得到医生和志愿者等地方资源的帮助。

在日本社会中，认为育儿是家庭责任的观念根深蒂固。父母们也在内心深处认同这种理念，所以在遇到必须寻求政府援助的情况时，难以发出求助的声音。

育儿应该得到全社会的充分支持，这种理念的推广普及，想必最终一定能够大大减少儿童受虐致死的情况的发生。

（2018年8月）

标题图片：在受虐致死的船户结爱小朋友曾经居住过的公寓楼前，人们纷纷献上花束（东京都目黑区，2018年6月8日下午3时29分，玉城达郎摄影，每日新闻社／Afl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