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式孤独，造成无人可依的社会

与其他国家相比感到孤独的日本人更多

2021年2月，日本任命了“孤独孤立对策担当大臣”，设立了“孤独孤立对策担当室”。现政府也继承了这一政策。这些措施体现了日本政府对孤独问题抱有深切的危机意识。实际上，与其他国家相比，日本有很多人处于孤独无助的境地。例如，2005年经合组织（OECD）发布报告指出，在24个成员国中，日本是孤独者最多的国家。

这一倾向直到现在也没有改变。日本内阁府于2015年针对四个国家60岁以上老年人实施了“老年人生活和意识的国际比较调查”。其中，日本回答“除了同居家人之外，没有可以依靠的人”的受访者比率很高，可见有很多日本人在社会中处于孤独无助的状态。

年轻人的情况也与此类似。日本内阁府2018年以七个国家的13-29岁年轻人为对象，实施了“我国与各国年轻人意识调查”。其中，针对“有烦恼或担忧时想找谁去商量吗”的设问，回答“不和任何人商量”的受访者，在日本人中比例出奇高。

反映了日本的孤独者人数众多的一个例证是，日本的自杀率在国际上也属于较高水平。例如，2015年每10万人中的自杀率，日本在183个国家中排名第18位。在“我国与各国年轻人意识调查”的受访国中，自杀率排在日本之前的也仅有韩国而已。从这些调查结果也可以看出，与其他国家相比，日本的孤独问题更为严重。

那么，为什么在日本有那么多孤独无助的人呢？在这篇短文中，我将从日本对个人及自由的独特立场出发来探讨孤独问题。

将穷人视作“麻烦”而切割抛弃的社会

和许多发达国家一样，日本社会也把“尊重个人”和“自由”作为应该守护的重要价值标准。由于尊重每个个体的主义、信条和决定，所以更加重视保护自由。但是，“自由”通常伴随着“限制”。和其他国家一样，“对他人施暴”“抢夺他人物品”等行为，在日本是作为“危害他人的行为”被严格禁止的。而此处的暴力，也包括精神层面的暴力。

日本社会的特点之一，是将“给社会或他人添麻烦”当做一种“对他人造成危害的行为”。在日本，“因自己努力无法解决问题而依赖他人的行为”容易被视作禁忌，被认为是一种会给他人带来麻烦和损失的“添麻烦行为”。日本社会中，在“尊重个人”“自由”等标签的背后，隐现着“顾虑社会看法”的集体心理。

这种“日本式自由主义”社会，优先考虑对周围人和社会的责任，而非优先保障个人权利，对日本的孤独问题也产生着巨大影响。关于这一点，我们再稍微详细分析一下。

日本社会把像农村共同体那种人与人紧密关联的社会，视作令人窒息的“集体主义”，认为应该对此加以变革，所以长期以来一直在力争建立一个个体脱离集体也能生存的社会。在此过程中，我们建立起了一种社会体系——在这种体系之中，人们无需通过与他人的关联，只通过货币就能获取物品和服务，并且社会保障还在进一步补充完善这个体系。如今，只要具备一定的资产和网络接入条件，就可以过上无需与人见面的生活。

这样一来，当独自一人就能生活的体系一旦形成，人际关系就会呈现出“根据自己的个人喜好与他人交朋友”的倾向。现在已经不是必须置身于某种人际关系之中才能生存的时代了。我们的生活是通过在资本主义体系中努力打拼获得学历或资产来维持的，而非通过与他人的关联来维持。换言之，我们获得了远离他人的自由，相应地也必须承担起努力赚钱维持生活的责任。

在这种情况下，“遇到困难时依赖他人” 这一可谓人类社会根基的互助行为，实施起来就变得很困难了。如前所述，独自一人就能生活的这种体系的基础，是每个人都能赚取生活费独立生活。于是，那些依赖周围人的人，就容易被认为是不努力想办法去维持生活的懒汉。因此，在日本社会中，任何微弱的求救之声，都会被“矫情”和“给他人添麻烦”的大合唱所淹没。

2016年，以东京50公里圈内居住的5631名人士为对象，实施了“首都地区居民工作、生活与社区调查”（代表：桥本健二）。调查结果显示，越是经济拮据、家庭困难、人际关系单调的人，越是强烈认同“不能给他人添麻烦”。“日本式自由主义”社会优先考虑对周围人和社会的责任，这种社会内含着一种机制——对陷入困境的人贴上“麻烦”标签并加以切割舍弃。

不方便的日本生活保障制度

就算无法依赖他人，但规模更大的“社会”如果能够为个人生活提供保障，那么孤独或许也不是什么大问题。但基于不能依赖他人的同样理由，在日本也很难依靠“社会”（政府援助）来解决问题。

和很多国家一样，日本也建立了确保国民最低生活水平的生活保障制度。生活保障制度，是将日本国在宪法中保障的“健康和文化的最低限度的生活权利”制度化的产物。因此从道理上讲，只要居住在日本，谁都可以享受此权利。但在日本社会，“享受生活保障是理所当然的”这种想法实难为大家普遍接受。

在日本社会，就算劝说那些生活贫困的人去申请生活保障，不少人也会表示“绝对不接受生活保障”。而领取生活保障的人遭受白眼非议的情况也不在少数。在这背后，可以隐隐窥见绝不给他人添麻烦的日本式自由主义的身影。

和许多其他国家一样，生活保障制度以税金为财政来源。因此，生活保障制度可以说是由全体国民来保障我们本应享受的最低限度生活水平的互助性制度。但若从略带恶意的角度来看，生活保障制度也可以认为是周围人替那些不努力赚钱或没能力赚钱的人代为承受负担的一种制度。站在后者的角度，享受生活保障的人，有可能会被认定为不努力赚钱、甘愿成为他人负担的“添麻烦的人”。实际上，在日本已经出现了激烈苛责生活保障领取者的“暴行”。正因如此，为了避开这种指责，才会出现人们坚决拒绝申请生活保障的情况。

日本的生活保障制度是一种不方便的制度，只有当个体不幸被逼入绝境时才被迫诚惶诚恐地利用。“日本式自由主义”社会把向他人或政府请求援助当作一种“添麻烦行为”，强调对周围人和社会的责任。在这种社会里，本来就很难指望有什么可以依靠。

为避免给别人添麻烦产生的孤独

如前所述，对个人的尊重和自由必然伴随着限制。而社会形态因限制的方式不同会发生很大变化。乍一看日本社会很自由，但避免给他人添麻烦的意识，往往会强烈地束缚住每个人。正因如此，在新冠肺炎疫情之中，日本虽然没有推出特别严格的限制措施，但也有很多人自发戴上了口罩，通过自律规范自己的行动来防控疫情。这是美国和西欧各国不可能做到的事情。但另一方面，不遵守规则的人、感染了新冠病毒的人，则会被认为是“给社会添麻烦了”，遭到严厉的另眼相待。

比起个人权利，“日本式自由主义”更倾向于重视对周围人和社会的责任，并演化出在其他国家少有的纪律和秩序，进而催生出更多孤独与无助。

标题图片：害怕给社会添麻烦的孤独者（PIXT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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