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卫队职场——从女性自卫官的角度思考军队与性别

在1973年已经废除征兵制的美国，以全美最大的女权组织NOW（全国妇女组织，National Organization for Women）为核心，认为女性也应该和男性一样为军队效力，这种主张占据了女权主义思想的一角。上世纪90年代的海湾战争成为女性大显身手的重要契机，多达4万名女兵被派往战场。在1997年制作的好莱坞电影《魔鬼女大兵（G.I.Jane）》中，女主角是美国历史上第一个加入海军特种部队“海豹突击队”的女性军官，她拒绝特殊照顾，挑战严酷训练，该片作为“刻画了男女平等终极状态”的励志故事获得好评，成为热门影片。

该片上映时，佐藤教授还在读研，她表示自己当时对这种美国潮流感到别扭：“难道追求迎合男性社会的理论和标准就是男女平等吗？这就是所谓的女权主义吗？我心存质疑。”

这种别扭感成为促使她对军队、战争和性别问题产生兴趣的一个契机，在博士论文中，她曾将相当于日本“军事组织”的自卫队女性自卫官作为研究对象。“女性们为什么加入自卫队？在自卫队里都经历过什么？我认为不应该将她们‘他者化（othering）’。如果将她们视作与我们相隔遥远的世界的人群，就会忽视各种各样的本质问题。在不断倾听她们声音的过程中，这种想法愈发强烈。”

这些研究的结晶便是2004年出版的《军事组织与性别 自卫队的女性们》。

针对自卫队的研究备受警惕

佐藤教授回忆道：“日本的女权主义者一直很警惕将自卫队作为研究对象的做法，对此抱有强烈的抵触情绪”。“当时有人对相关研究的出现表示遗憾。背景原因在于他们担心，将自卫队与他国军队进行比较这种行为本身，可能会促使原本定义模糊的自卫队被赋予作为军队的正当化色彩。我想，年轻研究人员在不知不觉中，被他们认为是在支持日本谋求军事化。”

在这个时候，美国女权主义国际政治学者辛西娅•安罗的论著给感到孤立无援的佐藤教授带来了勇气。她指出，要想验证家父长制在军队中的作用以及军事化与非军事化的过程，细致观察军队中的女性面临的问题也是研究人员的重要工作。

“在美国，社会上有一种思维，认为参军有助于提高女性等社会弱势人群的地位。在日本，民众对自卫队的认知比较模糊，并不认为加入自卫队完成军事任务能够直接有助于他们成为‘一流的日本国民’。正因为如此，在包容女性方面，军队的‘真实想法’更易显现。”

第一部作品出版17年后，《女性士兵难题》出版。在这本书中，佐藤教授基于全球各国军队情况的变化，以新的观点对自卫队进行了分析。

“冷战结束后，军队的职责从作战转变成以维护和平及人道活动为主的工作。长期以来，自卫队在宪法第九条的规定下承担救灾等非作战任务，与其将之视为‘特殊’的事物，不如将其定位为新型军队的先驱榜样——受到研究日本的海外学者论著的触动启发，我逐渐产生了上述想法。”

填补男性人才不足缺口，提升自卫队形象

战后，宪法第九条规定，日本放弃发动战争的权利，新的军事组织始于1950年建立的警察预备队，后来改称保安队，1954年改组为自卫队。尽管只能从事护士工作，但从一开始就建立了录用女性的机制。

佐藤教授分析称，上世纪50年代至60年代中前期，女性自卫队员帮助自卫队树立了区别于旧日本军的组织形象。

“自卫队成立之初就有借助女性弱化军事色彩的设想。当时需要软化自卫队的形象，促使其融入市民社会，避免民众将之视作‘军队’。”

1967年，陆上自卫队将女性任职范围扩大到了一般职务（人事、综合、后勤、会计、通信等）。背景原因在于男性人才短缺。当时，日本处于经济高速增长期，年轻男性的就业形势良好，自卫队征募队员极其困难，不得不依赖女性以注入新鲜血液。

70年代以后，女性队员的形象开始频繁出现在招募自卫官的宣传海报上，营造出平易近人的亲和形象。

除了男性人才短缺因素的影响外，自卫队向女性敞开大门的过程顺应国际潮流向前推进。1979年，联合国通过了《消除对妇女一切形式歧视公约》，日本于1985年批准了该公约。次年，日本施行《男女就业机会均等法》，扩大了女性自卫官的任职范围。1992年，防卫大学开始允许女性就读，开辟了女性走上高级领导岗位的道路，这成为一个重大转折点。

1993年，自卫队面向女性开放了所有岗位。从时代背景来看，在80年代中后期的泡沫经济下，就业市场活跃，自卫队面临男性队员短缺的问题。不过，自卫队以“保护母性”等为由，限制了女性登上潜艇和战机等装备。

在扩大任职范围的同时，自卫队还让女性自卫官扮演了“吉祥物女孩”的角色。90年代，自卫队发起“酒红作战”，积极派遣女性队员参加本地的选美活动。获得“选美小姐”称号的女性受到杂志等媒体追捧，发挥了自卫队广告招牌的作用。

安倍前首相的“摘标签”战略

2000年，联合国通过《安理会第1325号决议》，要求将女性参与和性别观点体现在所有维和以及安全保障活动中。2002年，自卫队首次派遣女性自卫官以联合国维和行动（PKO）人员身份参加联合国东帝汶支助团，此后，女性队员参加PKO任务成为常态。伊拉克战争期间，自卫队在2003年至2009年期间也派遣了女性队员执行通信、后勤和医护任务。佐藤教授指出，女性自卫官与当地民众交流的形象，大概也使人们消除了认为日本不应该派兵前往“战区”的批判和质疑。

2015年以后，受安倍首相（时任）制定的《女性活跃推进法》影响，自卫队进一步接纳了女性队员。2015年，航空自卫队宣布允许女性成为战机飞行员，2017年，陆上自卫队宣布允许步兵和坦克部队部署女性队员，2018年，海上自卫队宣布允许女性成为潜艇艇员。此外，为了平衡工作和生活采取一些措施，陆续建立了机关内部托儿所和育儿休假人员轮换等制度。

陆上自卫队女性自卫官在检阅式上列队行进（2018年10月14日，陆上自卫队朝霞训练基地，时事社）

“安倍前首相对国际社会的动向非常敏感，他积极鼓励女性参加维和行动，以此作为推进女性活跃政策的一部分。我认为，一个背景因素在于当时日本在应对慰安妇问题和推动性别平等方面落后于其他国家。比如每次公布全球性别差距指数，日本的排名总是在发达国家中垫底。安倍的做法一方面是为了摘掉日本在国际社会上负面标签的战略，另一方面或许也产生了消除鹰派历史修正主义者这一自身负面印象的效果。”

截至2022年3月末，在自卫队服役的女性共有近2万名，占比约为8%。因为和北约成员国军队的女性占比（2019年平均12%）相比日本仍处于较低水平，所以防卫省提出了要在2030年前将这一占比提高到12%以上的数字目标。

“希望成为男性队员的心灵绿洲”

在日本，过去并未出现过有助于推动女性加入自卫队的女权运动。那么，她们为什么加入自卫队呢？

“很多人是出于经济因素考量，因为自卫官属于国家公务员，所以只要级别相同，男女的薪酬就没有差异，可以说是铁饭碗。而且，她们心中也抱有各种期待，认为去自卫队或许比去企业更能证明自己的实力，或许可以收获充满刺激的经历。也有人是在1995年的阪神淡路大地震、2011年的东日本大地震发生之后，因希望从事救灾工作而加入自卫队的。”

不过，即便是在这种向女性开放了所有岗位的工作场所，恐怕也会出现制度与现实存在差距的情况。2004年1月，被派往伊拉克的一名女性队员在电视访谈节目中这样说道：“希望成为疲惫男性队员的心灵绿洲”。

佐藤教授表示，这样的言论虽然有些出人意料，但作为已经逐渐适应自卫队的女性的发言，具有典型意义。“和企业一样，在自卫队也需要掌握在男性社会中避免发生矛盾、可以舒适生存下去的策略。问题是，在以男性作为标准的组织中，女性容易出现两极分化。自卫队内也有两类女性，一类会将女性特有的细心体贴表现出来，另一类则是精英女性，她们认为前一类女性是‘二流’，自己是不输于男性的‘例外’。这种割裂的状态导致她们难以齐心协力改善职场环境。”

佐藤教授指出，尽管性骚扰也是个严重问题，但“受到伤害后，本应守护人民、保卫国家的士兵，要想大声说出自己是脆弱的受害者却面临很大的难度”。“受害者难以发声、伤害行为容易被掩盖。在其他国家的军队中也可以发现将性骚扰大事化小的现象。”

自卫队何去何从

佐藤教授与自卫官进行过多次交流，这其中也包括男性。她表示曾多次感受到他们的“受害者意识”。

“和其他国家的军队不同，自卫队处于一个灰色地带，也得不到民众的正确理解。许多队员觉得自己日常的努力无人关心，大家光是盯着丑闻，动不动就声讨。”

基于这种受害者意识，“当内部性骚扰成为问题时，就连女性队员也会说，其他地方也经常发生这种事情，就因为是自卫队，所以才会被人诟病”。

“长期以来，多见于左派和女权主义者的针对自卫队的他者化和抨击，拉大了自卫队与市民社会的距离。或许应该考虑，在怀着批判性观点的同时，保持与外部的联系，逐渐改变自卫队的组织和队员的意识。”

佐藤教授非常关注原自卫官五井里奈实名举报自己在陆上自卫队服役期间遭受过性侵的事件。“遭受过同样侵害后离开自卫队的原女性自卫官们，以及现职自卫官也开始发声支持。这是前所未有的现象，是网络社会＃MeToo（反性骚扰运动）催生的一个重大变化。”

另一方面，在俄乌冲突的影响下，包括第九条在内的修宪活动也出现了加快步伐的征兆。

“当要求在宪法中给自卫队赋予地位的舆论占据主流的时候，多年来一直感觉受到压制的自卫官们的意识将会如何变化。对此，我们有必要给予密切关注。带有性别观点的批判性思考还远远不够。希望可以展现自卫队员真实状态的研究活动今后将进一步开展下去。”

标题图片：二等空尉（当时）松岛美纱成为航空自卫队首名女性战机飞行员（2018年8月，宫崎县航空自卫队新田原基地，共同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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