缺乏性别视角，日本的“少子化对策”不著见效

“1.57冲击”

日本人开始意识到少子化问题的严重性，是在1990年出现“1.57冲击”之后。前一年的总和生育率降至战后最低水平的1.57，对整个日本社会造成巨大心理冲击。此前的最低值是干支纪年中的丙午年，也就是1966年的1.58。按照迷信说法，“60年一轮回的丙午年（生肖属“火马”——译注）出生的女孩性子烈”，为此，当时许多家庭调整了生育计划，导致出生率急剧下降。然而，当较之更低的数值出现时，人们对少子化问题的危机感骤然加剧。

1994年提出“天使计划”以后，政府一直努力通过充实保育服务等，改善针对育儿家庭的援助。2012年成立的安倍政权为遏制人口减少，以“50年后继续稳住1亿人口”为目标，采取了增设托儿所、推行幼儿教育和保育服务无偿化等对策。

然而，随着晚婚、未婚或不婚的人越来越多，出生率下降并未停止，按照国立社会保障与人口问题研究所公布的最新推测数据，日本总人口将在2056年跌破1亿人。

回避“听天由命结婚”和“义务生子”

目黑依子女士首先指出，“躲避结婚和生子”是造成少子化现象的背景原因。

“我从性别角度调查分析少子化问题，并于2004年出版了《少子化的性别分析》。当时，主流做法倾向于以宏观数据为中心分析人口问题，将其作为经济或劳动力问题展开讨论。生育明明也是女性自主决定的问题，却完全没有基于性别角度的讨论。如果不去探索女性的意识和行为变化，就无法看清少子化问题的原因。”

以目黑为核心的研究团队，在统计数据的基础上，对单身人士和大学生进行了采访和综合分析。最后得出的结论是，上世纪80年代以后，年轻女性的性别意识（在社会文化层面形成的男女固定角色观念）比年长者和男性更早发生了变化。可以看出，在“男主外、女主内”的传统性别结构下产生的闭塞感和压抑感，导致了她们回避“听天由命结婚”和“义务生子”。

企业中心主义与近代家庭

目黑指出，出生率下降其实是与战后日本复兴密不可分的重大政策带来的结果。

战败后，“第一次婴儿潮”（1947到1949年）到来。作为抑制人口的手段，政府鼓励夫妻发生性行为时使用避孕套，并且依据《优生保护法》，从事实上实现了人工流产的合法化，将之作为避孕失败后的处置办法。

“战后初期，以重工业为中心的产业化实现了发展。就制造业而言，工厂附近建有家属楼，工人们三班倒，24小时连轴转。妻子专心照顾家庭，以便丈夫可以专注于工作，还要给丈夫创造劳动再生产的环境。为了避免生活质量下降，孩子的数量可以少一点。当时建立起了这样一种以企业为中心的家庭机制。”

以提高工人生产效率为目的的企业主导型家庭政策，在当时符合追求更大经济发展的国家政策。到了70年代中期，日本基本上固定形成了“男主外、女主内”“两个孩子是标配”的企业中心主义近代家庭模式。

“外压”推动的意识转变

70年代，家庭主妇开始被允许参加工作以补贴家用。最典型的就是“非熟手、低工资”的零工劳动方式。

“从丈夫的角度来看，自己并不是为了生计让妻子去工作，而是让妻子赚点零花钱，只要这样想的话，就不会伤到‘男人的面子’。妻子也不愿不顾家庭地拼命工作。再者，对企业来说，主妇的零工劳动方式是一种便利的调节器。”

70年代中期以后，以联合国为中心的国际社会为提高女性地位开展了许多工作。与之相呼应，日本政府也推出了诸如制定《男女就业机会均等法》等女性政策。而另一方面，进入80年代，政府对承担育儿、养老等照顾家庭任务的全职主妇给予优待，加强了养老金和税收等方面的制度性保护。这些完全是与国际社会达成的否定性别角色分工的共识所背道而驰的政策。

“美国60年代出现了民权运动等重大社会变革，女权主义开始崛起。以年轻群体为中心，源于美国的性别平权运动还蔓延到欧洲。女权主义虽然并未在日本激进传播，但提高女性地位和赋权的国际动向，成为了推动日本女性意识变革的一种‘外压’。80年代以后，年轻群体中，对‘男主外、女主内’这种观念感觉不适的女性越来越多。可以说，以80年代为契机，女性性别意识的变化开始显现出来。”

1994年在开罗召开的国际人口与发展会议成为了促使人们从性别角度重新思考人口问题的一个转折点。会议通过了一份《行动纲领》，确立了女性可以自由决定生育时间和子女人数的“生殖权利”。1995年第4届世界妇女大会（北京）上通过的《行动纲领》中也反映了这一概念，并在日本女性中逐渐普及。

“出现‘1.57冲击’以后，政治界、财经界有些人宣称是女性的高学历化和求职就业导致了出生率的下降。这样的声音遭到了女性的猛烈反击。生或不生孩子，不是由以男性为主的政府来决定，而是由自己来决定——女性们终于表达了自身的态度。”

性别观的错配

长寿化和少子化带来的人生历程的变化也是女性意识变化的一个背景原因。结束育儿后的“脱母亲期”变长，女性对这个阶段生活方式的摸索，影响了包含结婚在内的前半生人生大事的选择和实际去经历的时机。将结婚和生子绑定在一起的家庭观也逐渐弱化，近代家庭模式开始动摇。

“80年代，女性比男性更早地对‘结婚→生子→育儿→照顾老人’这样一种人生历程产生了不适感。随着人生八十年、人生百年时代的到来，人均寿命不断延长，成人期的后半段变长，人们开始寻求自我实现的选项。”

尽管女性的意识开始发生变化，但男性对人生历程的印象仍然是以近代家庭模式为前提的。目黑指出，女性并不是因为出现了可以在社会上自立的状况而对结婚抱以消极态度的，而是男女在选择配偶方面的性别观的错配导致了晚婚化和少子化。

育儿援助政策不能解决问题

过去的少子化对策为什么没有取得成效呢？

“政府设想的出生率下降的原因在于生子和育儿的经济成本，一直试图通过改善育儿环境来解决问题，将育儿家庭作为援助对象。为了保证孩子茁壮成长的援助政策固然重要，但并不能直接拉动出生率上升。结婚、生子原本就是个人的选择。政府应该做的是了解个人的需求，弥补欠缺之处。”

“另外，产业结构没有发生重大变化，在企业里担任高管的男性们依然保留着家父长制的意识，这是导致少子化问题始终未能得到遏制的最大原因。在职场中，也有必要改善性别差距，建立起符合希望结婚、生子人群需求的制度。”

进入本世纪后，经济环境的恶化导致越来越多的男性变成了非正式员工。尽管也可以选择与经济独立的女性一起工作，共同维持家庭运转，但受到传统性别角色分工思维束缚的男性会觉得无法扮演独立养家的角色，加上就业也不稳定，往往倾向于回避结婚。

另一方面，“进入长寿时代以后，如果要选择结婚，女性一方往往倾向于寻找拥有经济实力、不必为晚年生活担忧的伴侣”。目黑认为，即使社会经济环境发生了变化，但无论男性还是女性，都未能跳出性别分工的思维。

近代家庭的影子，依然在社会体系和性别意识等方面留下痕迹。在这个意义上，现状与大约20年前出版《少子化的性别分析》的时候没有发生太大变化。目黑表示，要遏制少子化问题的发展，必须改变基于性别分工角色的社会结构；而对于生子问题，也需要灵活的解决方案。

“如果还是将婚姻制度框架内的生子作为结婚前提，那么孩子数量就会继续减少。因为不婚的人越来越多。就算遇到了心仪的对象，也难以下决心结婚，倘若是这种情况，那么可以像斯堪的纳维亚半岛国家那样，先同居几年再决定是否正式结婚。”

“现在人们过多地受到法律意义上的结婚、先结婚后生子等人生大事顺序的束缚。我想呼吁大家打开这种死板僵化的‘枷锁’。别去管孩子父母是不是法定夫妻，也别去纠结亲子之间的血缘关系，只要建立起对所有孩子一视同仁的社会机制，以及在多样化家庭形态下养育孩子的社会共识，少子化问题应该也能迎来破题的曙光。”

标题图片：国际妇女节，许多民众参加反对性别歧视和性暴力的“女性大游行（Women’s March）”活动，2023年3月8日，东京（AFP/时事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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