代际矛盾的虚与实：思考超级老龄社会的社会保障

单纯比拼减轻负担的做法是民粹主义

近来，在物价持续上涨的背景下，“减轻在职一代负担”成为一个重大政治议题，朝野各党开始竞相提出上调个人所得税起征点（所谓的“103万日元门槛”）、下调消费税率和社会保险费等“减轻税金和社会保险费负担，增加劳动群体实际到手收入”的政策。

在工资升幅跟不上物价上涨的背景下，为了回应民众的不满情绪，政治家会试图以某些“看得见的”政策来赢得民意支持，这种行为并非不能理解。

然而，政治不是以权宜之计来应付眼前的问题。无论是税金还是社会保险费，都不是单纯的“负担”。“负担”的后面是“给付”。不看这些“给付”发挥的作用，只是单纯比拼眼下如何减轻负担，这无异于政治的劣化，是短视的民粹主义。

为什么前人构思了“社会保障”这种机制，并且将之定位为现代国家的基础？如果迷失了初心，无论是民生的稳定还是国家的繁荣都将无从谈起。本文将立足于现实，提出若干问题。

社会保障负担的增幅将会缩小

针对社会保障的规模，必须按照GDP占比而不是实际金额来看待。如何展望2040年的社会保障情况？让我们从客观角度来观察一下实际情况。

根据政府的推算，2040年社会保障给付支出的GDP占比大约为24%，是2015年的1.1倍（下图）。

2000年至2015年的社会保险给付支出确实增长明显。期间的给付支出增长了46%，这意味着负担也随之加重。但今后的走向大不相同。到2040年的社会保障给付支出的GDP占比增幅将会明显缩小。增幅只有2个百分点左右，按年率换算仅为2%左右的增速。考虑到同期的后期老年人（75岁以上老年人）人口将增长1.37倍，因此可以说非但没有增大，反而呈现出抑制态势。

由于“总人口的减少”，以及在医疗、护理、养老金等社会保障各个方面同时实施的各种“能够发挥结构性、中长期持续效果的合理化对策”，尤其是引入的宏观经济浮动调整机制等养老金改革, 有效降低了养老金在GDP中的占比。我们不能不看数字，仅按过去的趋势凭感觉来讨论问题。

养老金保险缴费率固定在18.3%

在职一代负担的养老金（公共养老金）保险缴费率已被固定在18.3%。换句话说，这个费率不会再进一步升高。

从医疗保险的保险费率来看，中小企业劳动者加入的全国健康保险协会的保费在2012年以后一直稳定在平均10%的水平，而且整体上前一年实现了6586亿日元的盈余。健康保险组合联合会的保险费率更低，一直保持在9%到9.5%的水平。虽然健康保险组合联合会亏损了3800亿日元，但收支均衡保险费率仅为9.6%。

当然，随着老龄化的发展和医疗的进步，今后保险费率会逐渐上升，但纵观整个世界，没有任何一个发达国家“从中长期角度可将医疗费的增长控制在GDP增长范围内”。考虑到医疗的进步和健康水平的提升等带来的“好处”，那么为避免负担增加而破坏以全民保险体制为代表的医疗保险制度基本功能的做法，就很难令人看出其有任何的合理性。

纠正贫富差距扩大和社会分化问题的社会保障

我国的一大问题在于贫富差距的扩大以及与之相伴的社会分化、不稳定化，对此想必无人持有异议，观察近年来的政治局势，这一点也显而易见。

社会保障的一大功能，便是通过收入再分配来缩小贫富差距。

社会保障与人口问题研究所实施的《收入再分配调查》显示，我国收入再分配前的基尼系数呈现扩大倾向，市场分配收入（初次分配收入）的差距正在扩大。另一方面，再分配后的收入（再分配收入）的基尼系数被控制在一定水平，其效果大部分源自社会保障（下图）。

贫富差距扩大的深层原因在于市场财富（经济活动产生的附加价值）分配的扭曲。全球化造成了财富向特定阶层、特定企业集中。“被抛下的人们”的不满情绪蓄积，也是造成近年来政治混乱的根本原因。

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反复多次指出，贫富差距的扩大将会抑制中长期的经济发展。在贫富差距不断扩大的社会，社会保障应该发挥的功能、作用莫如说变得更加重要。如果过度重视抑制负担，弱化社会保障具有的再分配功能，贫富差距的继续扩大，可能会进一步导致中产阶层的消亡，这与政府的“建立全一代型社会保障”目标，以及作为社会中流砥柱的“规模庞大的中产阶层的形成”都是背道而驰的。

减轻保费负担，高收入人群更加受益

社会保障的负担（税和保险费负担）基本上都是应能负担（定率制），所以高收入人群会负担更多（消费税同理）。而给付则是“按需”提供，无关收入多寡。实际上，特别是医疗等非货币给付，相对平等地惠及所有群体，不同收入阶层间的差异并不显著。

换句话说，如果从给付和负担两个方面综合来看，高收入人群承担的负担较大，而中低收入人群获得的给付较多。这就是“再分配”的一个功能(*1)。

法国历史经济学家托马斯·皮凯蒂在其著作《21世纪资本论》中写道：“现代收入再分配，不是将财富由富人转移至穷人。（中略）而是为普罗大众提供平等的公共服务、替代性收入，尤其是在健康医疗、教育、养老金等领域的支出。”

如果削减社会保险费负担，并相应地控制给付，换句话说，就是推行弱化社会保障功能的改革，那么在负担方面，高收入人群将获得更多的减负好处，而在给付方面，包括中低收入人群在内，所有群体都将轻微而广泛（均等）地被削减。

最终，多数民众将承受给付被压缩而带来的负担，而高收入人群和负担一半保险费的业主企业，会在更大程度上获得保险费负担减轻带来的恩惠，从而进一步扩大贫富差距。

应该纠正的是收入分配的扭曲问题

通过减轻税负和社会保险费来确保在职一代的可支配收入，不仅会加剧社会不公，还会损害社会保障所承担的纠正贫富差距和保持社会稳定等功能，阻碍中长期经济发展。

保障在职一代的收入，应该通过重新审视市场附加值分配来实现，应该努力做好的是纠正分配的扭曲问题。

现在日本真正的问题在于社会产生的附加值（即经济增长成果）分配存在严重扭曲，生产率的提高未能正确反映在工资上。

标题图片：日本全国劳动组合总联合会系统第94届劳动节中央大会的参会者手举写有“消费税减税！”的标语牌举行游行，2023年5月1日于东京都涩谷区代代木公园（时事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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