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不受欢迎的”男人,拯救了6000名犹太难民

文化

杉原千畝被称为“日本的辛德勒”,描述他前半生的电影《杉原千畝》,由出生于日本的美国人塞林·格拉克(Cellin Gluck)执导。请看他倾注在这部电影中的情思。

塞林·格拉克 CELLIN Gluck

1958年3月作为长子出生于日本和歌山县,父亲是犹太裔美国人,母亲是日裔第二代美国人。1980年参加寺山修司导演执导的《上海异人娼馆/China Doll(Fruits of Passion)》拍摄,开始了电影工作生涯。其后,在《黑雨(Black Rain)》(1989)、《幻影英雄(Last Action Hero)》(1993)、《超时空接触(Contact)》(1997)、《光辉岁月(Remember the Titans)》(2001) 、《变形金刚1(Transformers)》(2007)等好莱坞大片中担任副导演。2009年,首次执导电影《杯酒人生(Sideways)》。在日本电影《暴风女神(Lorelei: The Witch of the Pacific Ocean)》(2005)中担任美国部分导演,在《太平洋的奇迹 外号狐狸的男子(Oba: The Last Samurai)》(2011)中担任美方导演及编剧。

日本出生的美国导演

二战中无视政府命令,为受纳粹德国迫害而逃到立陶宛的犹太难民颁发日本入境签证,拯救了多达6000人生命的外交官杉原千畝。二战结束后,他被日本外务省辞退,一直过着默默无闻的生活。1985年,以色列政府感谢千畝在二战中保护犹太人的功绩,授予他“国际义人”奖。次年,他以86岁高龄走完了自己的一生。千畝去世5年后的1991年,外务省为他恢复了作为外交官的名誉

电影《杉原千畝》(12月5日公映)描述了近年来以“日本的辛德勒”而受到重新评价的千畝(在海外被称作Sempo),为着发放日本签证而展开的默默抗争。唐泽寿明饰演驻立陶宛考纳斯代理领事杉原千畝、小雪饰演其妻子幸子,本片聚集了各路优秀的日本演员,而活跃在第一线的波兰演员们的精彩演技也给电影带来了厚重的内涵。在波兰指挥全部外景拍摄的是日本出生的美国导演塞林·格拉克(Cellin Gluck)。

格拉克导演的父亲是犹太裔美国人,母亲是日裔美国人,他的多元文化背景、多重视角,或许可以说是这部电影背后的主角。

并非“超级英雄”的男人,独自作出的冷静决断

格拉克导演在这部作品中想要描述的,并不是所谓“超级英雄”或“伟大的日本人”的故事,而是一个普通人在不得不作出重要选择时的决断过程。

格拉克导演说,不应该将千畝与辛德勒做比较

正如“‘非凡的事情发生在平凡的人身上’所云,普通人面对非同寻常之事,在寻求解决的过程之中诞生了真正的英雄”,导演如是说。“千畝认定,那个抉择至少在当时对自己来说是正确的。他没有向任何人夸耀,只是做了自己认为正确的事情,其结果是,数千人的生命因此得到挽救,他们的子孙多到数万人。这足以使他成为英雄。”

其实格拉克导演自己也不曾对千畝有很深的了解。他在几年前读到一本书,名字叫做《河豚计划》(The Fugu Plan,20世纪30年代由日本策划但并未实现的犹太难民移民计划),书中提到了关于千畝的事,不过那时他也只是想,这个人就是人们常常提到的“日本的辛德勒”吧。

但是现在,他极力主张“不应该将千畝比作辛德勒”。他说,因史蒂文·斯皮尔伯格导演的《辛德勒的名单》(1993年)一片而举世闻名的奥斯卡·辛德勒,“拯救了自己工厂里的人。拯救身边人的辛德勒与拯救素不相识之人的千畝是不一样的”。

《Persona Non Grata(不受欢迎人士)》中包含的深意

同时格拉克导演还指出,像“千畝”这样的人曾经存在于世界很多地方,比如“驻维也纳的中国领事、驻马赛的美国领事等,也救助过很多犹太人”。

格拉克导演执意将电影的英文标题定为《Persona Non Grata(不受欢迎人士)》,是有他特殊的用意的。由于从事谍报活动,千畝被苏联宣布为“不受欢迎人士”且被拒绝入境,不能去莫斯科的日本大使馆赴任。导演认为,如果没有这种“被蔑视、被拒之门外的经历”,就不可能理解遭到排外的人们的感受;他还认为,战时还有其他一些人也采取了千畝这样的行动。

这种多元的视角也许体现在了格拉克导演的基本原则上,在电影的重要场景中,他避免了夸大演绎。而这也正符合了千畝的饰演者唐泽的意愿。

1940年,立陶宛被苏联吞并,各国大使馆、领事馆陆续关闭。犹太难民只有一条逃亡路线,那就是由西伯利亚铁路去往远东,经过日本再逃往美国等国家。所以难民们涌到了驻考纳斯日本领事馆门前。当时领事馆已经接到苏联勒令关闭的通告,在关闭之前的一个月内,甚至在领事馆关闭后撤离立陶宛之前,千畝一直在不断地给难民发放签证。领事馆的工作人员也与他一起从容地默默地继续签证手续工作——这种平淡克制的表现方式,更令人为之动容。

与饰演杉原千畝的唐泽寿明一起,波兰演员们展示了他们精彩的演技。(左)Borys Szye,饰演波兰政府间谍Pesh,他被雇为日本领事馆司机,支援千畝的谍报活动;(右)Cezary Lukaszewicz,饰演驻考纳斯日本领事馆职员德裔立陶宛人Gudze (提供:2015《杉原千畝》制作委员会)

去年10月,在立陶宛的考纳斯举办了全球首映式,电影放映之后观众起立鼓掌长达5分钟,反响强烈。格拉克笑道:“观众中有个老奶奶生气了,说‘为什么不在考纳斯拍这部电影,根本不像考纳斯’。”不过他认为,能在电影文化历史悠久的波兰拍片非常幸运。“据说千畝所救的大部分难民都是波兰人,所以能在波兰拍摄,与波兰的优秀演员们合作真是太好了”。

2015年10月,在电影故事发生地立陶宛的考纳斯举办了盛况空前的全球首映式

杉原千畝离开立陶宛之前暂住的饭店Hotel Metropolis,唐泽寿明、小雪、格拉克导演在饭店门前留影。1940年8月底,千畝在领事馆结束签证发放工作后,又在这个酒店签发了相当于签证的入境许可证(提供:2015《杉原千畝》制作委员会)

母亲的话萦绕耳边

这部电影的深层承载着犹太人等各国人民苦难的历史和记忆。它与格拉克导演的父母以及导演自身的经历也息息相关。

“父亲在他17岁的时候谎报年龄加入了海军,立志‘要教训教训德军’,母亲被投入阿肯色州罗韦尔的日裔美国人拘禁营。从父母那里听到的许多关于战争中的事情,都被装进了我自己的‘数据库’”。正因如此,当格拉克导演感到演员的表演不对路时,能够准确地引导他们,使他们的表演更加真切感人。

对格拉克导演来说尤其无法忘记的是自己高中时代听到母亲说过的一句话。被迫进入日裔美国人拘禁营虽然是不幸的,但是“在人生中,从不幸之中也会诞生幸运”,母亲说,战争时期,日裔年轻人走出拘禁营的机会只有“征兵”、“帮助周围农家干活儿”以及“上大学”。如果想上大学,政府会送他们去大学。当然,其前提是你对美利坚合众国的忠诚要得到认可。母亲是农家女儿,进拘禁营之前是个打字员,她升入了纽约的大学学习服装设计,并且在纽约认识了父亲。“如果他们两人没有相遇,也不会有我啦”。

日本长大的美国人,做促进多元文化交流的桥梁

格拉克导演生于和歌山县,在广岛、神户度过了少年时代。二战后,父亲一直从事古代波斯考古方面的研究,为此全家人还在伊朗生活过。在日本,全家被看作“外国人”,导演自己虽然在日本长大能说流利的日语,但有很强的“美国人”意识。所以,当他进入美国的大学,被邀请参加“亚裔美国人”社团时,甚至还有一些反感。因为“去美国之前,我从来没有认为自己是亚裔美国人(Asian American)”。

父母在战争中的经历,自己在日本作为“外国人”长大的体验,都让格拉克导演感到自己与这部影片的一种不解之缘

导演非常喜欢“第三文化儿童(third culture kids)”(*1)这个说法,孩子们在父母出生国家的文化和现今生活之地的文化中,起着桥梁般的作用,而且他还为此而自豪。不过他说:“现在,我想称这些孩子为‘多元文化儿童(multicultural kids)’或‘环球儿童(global kids)’应该更好些”。

在电影《杉原千畝》中,有第二代日裔美国人组成的部队解救德国达豪(Dachau)集中营幸存者的场面。这是根据幸存者后来写下来的真实故事拍摄的。第二代日裔们虽然作为敌对国的人而被投入了集中营,但为了表达对美利坚合众国的无比忠诚,他们组编部队,投身到激烈的战斗之中,在美国军队中死伤最多,立功也最多。日裔士兵救出犹太少年的短暂但给人印象深刻的画面中,饱含着导演的强烈情感。

了解了格拉克导演的身世背景,那么在我们去看这部电影时,应该会更有兴致并倍加为之感动。

(根据2015年11月24日于东京都内的采访整理编辑)

标题图片:影片中再现的在立陶宛领事馆发放签证的场景(左)和波兰外景拍摄现场的格拉克导演(图片提供:2015《杉原千畝》制作委员会)

采访人:Nippon Communications Foundation代表理事 原野城治 撰文:编辑部 板仓君枝 采访照片:制作部 大谷清英

(*1) ^ 指孩子的文化背景是由家长生长之地的第一文化(双亲也有可能是不同文化)和他成长之地的第二文化所融合而成的第三文化——译注。

以色列 日裔 犹太人 难民 杉原千畝 辛德勒 纳粹 集中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