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們是「罪大惡極之人」嗎?——兒童受虐致死問題與遭到社會「排斥」的父母們

社會

一名受虐致死的5歲女童留下的「悔過書」深深地觸動了人們的心靈,政府決定採取目的在防止虐待行為的緊急對策。但要想從根本上解決問題,就必須瞭解年輕父母們虐待孩子的背景原因。

2018年3月,一名5歲女童受虐死亡。生前,她總是吃不飽,而且還遭受了以「管教」作為藉口的家暴。6月,警方公佈了女童在筆記本上用鉛筆寫下的「悔過書」,引發社會一片軒然。

「……求求你 饒了我吧 求求你了」

令人心痛的內容曝光後不久,人們紛紛來到女童生前居住的東京都目黑區某公寓樓前,雙手合十,為她獻上祈禱。在此事件的觸動下,防範兒童受虐致死的呼聲高漲,促使政府也採取了強硬的行動。兒童諮詢所決定採取緊急措施,規範了實施入戶調查的做法,以便對那些無法謀面的孩童進行調查和保護,並明確與警方共用資訊的條件,並計畫在2022年度前增加60%的人手,也就是把兒童諮詢專員人數從2017年度的3200名增加到5200名。

強化救助受虐兒童的機制具有重要意義。但我們也不能忘記,在此基礎上,還有必要建立起相關機制,援助那些無法妥善撫養孩子的父母。在某種意義上,虐待子女的父母其實是孤立無助的「難民」。

用法律來防止虐待兒童

上世紀90年代以後,虐待兒童問題在日本開始受到關注。1990年,兒童諮詢所開始統計兒童受虐諮詢案例的數量,同年和次年,大阪和東京相繼出現了防止虐待的民間團體。這些應對虐待問題的行動,目的之一是推動《兒童權利公約》的批准通過,1994年,日本批准了該公約。

2000年11月,《兒童虐待防止法》正式施行。日本社會的家庭規範性很強,政府權力機關很難介入家人之間的暴力行為。然而,有了這部法律後,即使父母不同意,也可以把受虐兒童送入「臨時保護」機構。2004年,該法實施修訂,規定各個市區町村有防止兒童受虐的責任義務,2007年再次實施修訂,針對不遵從指導的家長,強化了兒童諮詢所採取行動的許可權。

另一方面,從虐待問題處理案件數量上可以發現,相較於1990年兒童諮詢所開始統計時的1101件,2017年上升到了133778件(速報值)。有關虐待行為的知識在社會上得到普及,虐待問題諮詢、報案數量日益增多,這些也是推動處理案件數量急劇增多的原因。2003年,厚生勞動省開始公佈受虐致死兒童的數量。截至目前,包括家長帶著孩子自殺造成的死亡在內,每年的死亡案件數大致在50到100件上下之間浮動。

2000年兒童虐待問題相關法律建設工作啟動以後,筆者對三個虐待案件進行了採訪並撰寫了有關文章。下面,我將分別從這幾個案例出發,剖析發生虐待問題的背景原因。

餓死在紙箱裡的女童

最早採訪的一個案例發生在2000年。愛知縣武豐町某大型鋼鐵公司的子公司員工宿舍內,一名3歲的女童被發現餓死在一個紙箱裡。作為全職主婦的母親18歲時生下女兒,她的丈夫堅持認為「男主外、女主內」,從來不管育兒的事情,她和婆婆、生母的關係也不太好。懷上第二個孩子的時候,她開始記錄家庭收支簿,拼命衡量收支,擔心生產後的日子能不能過得下去。保健師曾建議她送發育遲緩的大女兒去市政府開設的「語言課堂」,但因她捨不得繳納50日圓的零食費最終作罷。

孩子父親和母親同齡,雖然是公司的正式員工,但薪水也只有13萬日元左右。據說他工作態度積極,但可能有亞斯伯格症候群(Asperger Syndrome)的傾向。有一次曾用力搖晃出生僅10個月的女兒,導致其頭部受傷。女兒住院接受治療,出院後出現了發育遲緩問題。夫婦寵愛發育正常的兒子,逐漸開始疏遠女兒。父親依賴於工作與職場上的人際關係,在家則沉溺於遊戲。

母親一直處在經濟窘迫的不安之中,未能很好地和政府行政部門溝通,逐漸喪失了正確判斷的能力。在孤立無援的狀態下,患上了購物依賴症,貸款購買了別人上門推銷的昂貴棉被,後來又拖欠償還消費信貸的貸款。

夫婦二人不自覺地將抑鬱和怒氣發洩到大女兒身上,女兒稍作反抗,就被塞到了紙箱裡。斷食斷水的女兒日漸消瘦,最終餓死在了紙箱裡。

走投無路,放棄育兒

第二個案件發生在2010年,大阪市西區的某色情店的員工宿舍裡,一名3歲女童和一名1歲男童被遺棄時間50天,死在家中。時年23歲的母親在三重縣長大,婚後20歲生下了第一個孩子。專職主婦時期,一直依靠居住地的政府援助。離婚後帶著孩子相繼在名古屋的夜店和大阪的色情店工作,幾乎沒有得到過親屬和政府部門的任何幫助。

第三個案件發生在2014年,神奈川縣厚木市一間堆滿垃圾的房間裡發現一具5歲男童的白骨遺體,死亡已有七年零四個月。孩子父親當時37歲,是一名平時需要長時間連續勞動的卡車司機,患有輕度智障。妻子跟娘家關係不好,10多歲的時候就住進了卡車司機的家裡,之來懷孕產子,孩子3歲的時候離家出走。父親沒有告訴任何人妻子出走的事情,一邊工作一邊照顧孩子,這樣的生活持續了兩年時間。

這位父親高中畢業後雖然考上專科學校,但上學單程就要花費三小時,所以沒過多久就退學打起了零工。後來為了找份固定工作而轉行,但收入一直不穩定。前面提到過他患有輕度智障,家裡也沒有餘力幫助他。就在這時,他遇到了當時17歲的妻子,不久後有了孩子。夫婦兩人不斷跟自己家人借錢並通過消費信貸的貸款,導致與家人的關係惡化,變得孤立無援。

千辛萬苦總算當上了一名享受正式員工待遇的卡車司機,到手工資差不多23到25萬日圓,每週工作六天,且必須長時間連續工作。由於家中債務一直還不清,丈夫又不能幫忙照顧孩子,所以夫妻兩人的關係開始惡化。起初,為了補貼家用,妻子曾把孩子放在家裡,自己到便利店打工,後來做起了皮肉生意,最後乾脆離家出走。而丈夫擔心丟了正式員工的工作,因此即使長時間勞動也沒有請過帶薪假,在妻子離開後的兩年裡,一個人邊工作邊帶孩子,最後覺得心力交瘁,對孩子就徹底撒手不管了。

為什麼沒有尋求政府援助?

上述三個案件中,孩子的父母年幼時都遭受過暴力或拋棄,是在被孤立的狀態下長大的。長大成人後,同樣面臨各種生存壓力,缺乏在社會中安穩生活的能力。同時,他們對社會隱瞞了這些問題。他們在孩子正常成長時即便接受政府援助,而在一旦出現問題且情況持續惡化時,他們就不會(或者說不能)主動申報來尋求幫助。

包括目黑區的案例在內,觀察一下受虐致死的兒童的母親就可以發現,她們都是在10多歲、20歲生下孩子的。她們沒有接受過走上社會所必需的訓練,希望通過早早結婚、組建家庭,在社會中求得自己的立足之地。然而,一旦離婚並帶著孩子開始工作,那麼陷入重度貧困的風險就很大。

在大阪市西區色情店工作的那位母親,其行動背後存在著這樣一種社會現狀,那就是女性無法通過就業,獲得足夠的收入來獨自養育子女。包括單親媽媽在內,許多女性選擇在招聘門檻很低的性服務業工作。她們無法像普通勞動者那樣獲得保護,逐漸被商品化,在這個過程中,她們漸漸變得無法充分顧及自己的孩子。同時,就像這位母親那樣,有些女性對離婚後接受政府援助抱有強烈的恥辱感,可以認為,這是由她們希望隱瞞自己無法真正履行母親職責的心理因素所導致的。

一味用「罪大惡極的父母」這類字眼來口誅筆伐,解決不了任何問題。她們要把孩子撫養成人,但卻沒有足夠的時間和金錢,政府援助不可或缺。

借助社會力量,幫助年輕父母撫養孩子

在虐待兒童像如今這樣變成社會問題以前, 1973年前後,相繼發生了多起新生兒被遺棄在投幣式置物櫃裡的事件,一度引發關注,並因此出現了「投幣式置物櫃嬰兒」一詞。厚生勞動省1973年實施的「兒童虐待、遺棄、殺害事件相關調查」顯示,不滿3歲的遇害兒童為251名。據推測,加害者多是有血緣的親屬。也就是說當年發生了相當於現在數倍程度的虐待致死案件。

實際上,從2005年到2014年期間,東京23區孕產婦死亡原因中,自殺的占比達到了病死的三倍以上。懷孕讓走投無路的女性感到絕望,這種狀況和「投幣式置物櫃嬰兒」的時代並無兩樣。自己一個人死屬於「自死(自殺)」,帶著孩子一起死屬於「同死(兩人以上自殺)」,殺死孩子後自己沒有死,則屬於虐待。從受虐致死的兒童的年齡來看,數量最多的是「0歲」。

上述目黑區的事件曝光後,兒童諮詢所的許可權得到加強,開始致力於如何儘早發現那些受到虐待的孩子,這是一件好事。但最為有效的辦法恐怕是建立相關機制,將年輕群體妥善地納入社會,讓他們可以安心地與人交往,將育兒作為全社會而不僅僅是家庭的責任。當父母感到自己被社會排斥的時候,將會向最弱小的孩子施加最激烈的暴力。

2016年修訂了兒童福利法,規定優先考慮兒童的權利極其最大利益。2017年,作為「兒童福利理念具體化」步驟的路線圖,厚生勞動省公佈了《新版社會養育計畫》。

媒體對這個計畫的報導,重點放在了擴大養父母委託和兒童特殊收養制度適用範圍以及減少孤兒院收養人數的方針上。但其內容並非僅限於此,還提到了在各個地方建立「兒童家庭綜合支援中心」,加強社會工作的力量,建立家庭扶持機制,促使家長在育兒過程中能夠得到醫生和志願者等地方資源的幫助。

在日本社會中,認為育兒是家庭責任的觀念根深蒂固。父母們也在內心深處認同這種理念,所以在遇到必須尋求政府援助的情況時,難以發出求助的聲音。

育兒應該得到全社會的充分支持,這種理念的推廣普及,想必最終一定能夠大大減少兒童受虐致死的情況的發生。

標題圖片:在受虐致死的船戶結愛小朋友曾經居住過的公寓樓前,人們紛紛獻上花束(東京都目黑區,2018年6月8日下午3時29分,玉城達郎攝影,每日新聞社/Afl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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