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究“魚鷹”爭論的本質

辰巳由紀 [作者簡介]

[2012.11.20] 其它語言:ENGLISH | 日本語 | 简体字 |

由於日本國內民眾反對美軍在日本部署“魚鷹(Osprey)”新型運輸機的計劃,致使日本政府拖了兩個月後才最終同意其在日本飛行。儘管反對派最為憂慮的是其安全性,但這一問題的本質到底在於何處?請看美國史汀生中心(The Stimson Center)主任研究員辰巳由紀的論證考察。

針對美國海軍陸戰隊計劃在沖繩縣普天間飛行基地部署MV-22即魚鷹式傾斜旋翼機一事,日本國內的反應為日美同盟投下了陰影。9月19日,日本防衛大臣森本敏與外務大臣玄葉光一郎宣布同意魚鷹在日本國內飛行,而7月美國國務卿希拉蕊・柯林頓和國防部副部長阿什頓・卡特的訪日,以及8月森本敏的訪美期間,圍繞該問題的討論均佔據了會談的大部分時間,森本敏還親自試乘了魚鷹。

美國海軍陸戰隊和空軍分別就4月在摩洛哥發生的MV-22墜機事故和6月在佛羅里達發生的CV-22墜機事故,發表了結論為“事故並非由機體結構缺陷所造成”的報告書。 8月末,日本防衛省也根據專門委員會的調查公布了類似結論,稱摩洛哥墜機事故“原因在於人為失誤”。

結果,從7月23日魚鷹被運至計劃舉行試飛的山口縣岩國飛行基地,到日本政府最終同意其飛行,耗時近兩個月。這個問題到底為什麼會如此糾結呢?本文將嘗試對此做一分析。

“100%安全”的要求是否合理

對部署魚鷹人們的最大擔憂是“機體的安全性”。確實,魚鷹給人留下的深刻印象是事故頻發。在開發及試飛階段,就有30多人因事故而喪命,甚至被諷刺為“寡婦製造機(widow-maker)”。2001-2005年期間經過大規模重新設計和改造,2007年投入實戰部署後,仍未與事故絕緣。正如文章開頭提到的,2012年4月在摩洛哥,6月在佛羅里達州又接連發生了人員死傷事故。

不過,必須注意的一點是,雖然統稱為“魚鷹”,但目前投入飛行的魚鷹其實分為用於空軍特殊作戰的“CV”和用於海軍陸戰隊的“MV”兩種類型,它們的事故率存在明顯差異。CV每飛行10萬小時的事故率為13.47,而將要部署在沖繩的海軍陸戰隊專用型MV的事故率僅為1.93,較前者低得多。順便說一句,2004年在沖繩國際大學墜毀的CH-53D大型運輸直升機的事故率每10萬小時為4.15。

此外,我們還應該思考的一點是,在將“安全性”作為問題時,日本方面以政府立場要求“100%安全”的做法是否合理。正如在軍事與安全保障問題相關討論中經常使用的“minimize risk(風險最小化)”一詞所表明的那樣,美國考慮的是在“沒有100%安全”的前提下,“如何將風險控制在最低程度”。重要的是“在不斷努力降低風險的同時,完善事故發生後妥善應對的體制”這種觀點。

與此相對,日本卻總是要求“100%安全”。另外,平時也不能針對旨在避免風險的必要措施和事故對策等進行開放式的討論。因此,無法提前考慮緊急應對措施,也難以明確責任之所在,最終往往導致應對工作陷入被動局面。只要是人的活動,就沒有“100%的安全”。假如因為不能保證“100%安全”就採取反對態度的話,那麼即使作為個人感情來說可以理解,但作為政府立場又是否合理呢?這恐怕就值得考慮了。

無替代方案的反對所存在的問題

魚鷹問題在日本浮出水面後,政府高層中也不時可以聽到要求延遲或反對部署魚鷹的聲音。地方政府的領導,縣議會議員及國會議員們必須反映那些與魚鷹比鄰而居的當地百姓的呼聲,對他們的態度暫且不論,而對於那些聲稱“如不能確保100%安全就堅決反對”“如不能打消當地民眾的顧慮就堅決反對部署”的人,試問你們“是否準備拿出替代方案呢?”。

最初日美兩國政府在2001-2005年間就駐日美軍整編事宜展開了長時間的協商,當時使用的雖然是“輕型飛機”一詞,而美國已在研究魚鷹部署沖繩的問題了。正因為如此,美方才會執著於普天間替代設施的跑道長度。2006年,在自民黨政權下,日本與美國就“駐日美軍整編計劃”達成共識,其中規定2014年建成普天間替代設施,待基地功能完全轉移後,關閉普天間機場。如果是從位於邊野古海域的替代設施起降,即使發生墜機事故也只會墜落在海上,最壞的情況也不過是墜落在施瓦布營(Camp Schwab),可將當地遭受影響的風險降至最低程度。

就算是出現延遲,只要能夠推進2006年達成共識的計劃,就應該可以在最短時間內讓魚鷹在普天間正式啟用。然而,民主黨政權上台後,前面提到的駐日美軍整編計劃在實質上又變回了一紙空文。鳩山由紀夫政權在耗時9個月後,折返選擇採用了邊野古基地轉移方案,而在此期間,對民主黨提出的將基地“至少要遷至縣外”的承諾感到滿意的沖繩縣態度強硬,以致普天間基地轉移問題至今仍未看到有望實現突破的端倪。換言之,民主黨政權在基地轉移問題上的盲動是導致此次問題如此糾結的原因之一。

日本沒有拒絕美軍裝備變更的權利

在現行的日美安全保障體制下,對美國部署魚鷹這樣的“裝備機種更新”措施,日本本來是沒有拒絕權利的。但美國國防部仍然及時向日方調查團提供了有關4月和6月事故的調查報告,而且還同意在日本政府許可之前禁止部署在日本的魚鷹飛行,儘管在世界其它地區,無論空軍專用型還是海軍陸戰隊專用型的魚鷹都在繼續照常飛行……。這或許正是美方展示了最大誠意的佐證。日本政府再進一步和美國談條件,那是不負責任的要求,只不過是掩飾自身政權更替中產生的混亂,大肆宣揚一種完全稱不上合理的安全感覺。

此外,美國之所以計劃部署魚鷹,也是考慮到了日本防衛和應對東亞地區可能發生的突發事件。如果真的反對該計劃,那麼因魚鷹無法按預定計劃執行飛行任務而受到影響的海軍陸戰隊的戰鬥力,就只能由自衛隊來彌補了。現在,自衛隊最需要加強的能力之一就是遠距離運輸和戰略運輸能力,除了強化自身能力外,如果還打算能夠達到承擔部分美軍任務的實力,那麼增加軍費則在所難免。日本政府是否已有這種覺悟了呢?

對國內傳媒過度報道的疑問

最後,還想指出一個現象,那就是遇到魚鷹問題,在事故發生地美國也幾乎不會成為新聞的事故卻會被日本的傳媒大肆報道。關於7月11日和9月6日在北卡羅來納州發生緊急著陸事件的報道就是很好的例子,兩次事件幾乎都沒有引起任何一家美國傳媒的關注,即便如此,在日本卻被濃墨重彩地報道成彷如發生了嚴重墜機事故一般,我對這種徒然在日本國內挑起不安情緒的報道方式也想提出質疑。

(2012年9月19日,標題背景圖片:產經新聞社)

  • [2012.11.20]

史汀生中心主任研究員。生於東京。畢業於國際基督教大學,獲約翰·霍普金斯大學高級國際問題研究所碩士學位。歷任日本駐美大使館專門調查員、戰略國際問題研究所(CSIS)研究員等職,2008年起任現職。主攻日本的防衛政策及國內政治、日美安全保障關係、美國的亞洲安全保障政策。主要著書有New Nuclear Agenda: Prospects for US-Japan Cooperation(編著,Henry L. Stimson Center,2012年)、Global Security Watch: Japan (合著,Praeger,2010年)、Japan's National Security Policy Infrastructure (Henry L . Stimson Center,2008年) 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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