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產經新聞》記者被韓國檢方指控所想到的

大石裕 [作者簡介]

[2015.02.03] 其它語言:ENGLISH | 日本語 | 简体字 | FRANÇAIS |

因《產經新聞》前首爾分社長加藤達也刊登在該報電子版上的報道問題,韓國國內圍繞「言論自由」和「國內情況」而爭執不下。然而現在有必要重新審視的,恐怕正是加藤達也的報道內容本身。 

一切,始於「圍繞總統的風聞」

2014年7月18日的《朝鮮日報》上發表了記者崔普植的專欄文章《圍繞總統的風聞》。兩週後的8月3日,「MSN產經新聞(電子版)」以《【發自首爾的追蹤報道】沉船之日,朴槿惠總統去向不明……在和誰見面?》為題,刊登了《產經新聞》前首爾分社長加藤達也(當時。現為社會部編輯委員)的報道。

該報道主要引用了崔普植專欄文章的內容,是有關4月16日「世越號」客輪沉沒當天朴槿惠總統動向的傳聞。其中稱,事故當天朴槿惠總統在密會一位男子,因而面臨如此重大的事故卻難以和總統取得聯絡。

對產經新聞的這則報道,韓國政府和媒體、社會輿論都表達了強烈的不滿。韓國總統府向《產經新聞》首爾分社提出抗議,韓國駐日大使館以「損害名譽」為由要求產經新聞東京總社刪除該報道文章。之後,首爾地方檢察院傳喚加藤並禁止其出境,進而在10月8日終以違反「資訊通訊網法」罪,對其提出不拘留起訴。該法律規定,「以誹謗他人為目的,通過資訊通訊網,公然散布謊言,損害他人名譽者,將判處7年以下徒刑,取消10年以下資格或處以5,000萬韓元以下的罰款」。

日本的政府、媒體、民意一致強烈反對

日本的政府、媒體、民意以及一些外媒,對韓國檢方的這一系列做法都予以了強烈的譴責。而且,韓國國內的媒體中也出現了質疑之聲。日本國內的主要主張如下。

第一,一國之總統,是最高「公職人員」,理所當然會成為各種批判、謠傳的對象。因此,損害名譽的罪名是不當的。第二,民主主義社會中媒體最重要的作用是其監督權力的職能,所以,這樣的對應措施是違背民主主義精神的。第三,上述產經新聞的報道在很大程度上有賴於《朝鮮日報》的報道內容,因此,從只處罰加藤,而不處罰崔普植上看,也缺乏合理性。

產經新聞,以堅定的態度應對

這些批判言論,在本事件的當事人《產經新聞》報的《主張》欄目(2014年10月9日)中得到集中體現。「依據韓國國內法律對外國的報道實施搜查,無視國際社會的憂慮之聲,肆意『行使強權』,實屬極端異常之事態。韓國雖以民主國家為己任,言論自由卻在受到威脅」。這種論點本身的正當性是毫無疑問。

《產經新聞》就此問題與富士新聞網(FNN)共同進行了民意調查,並於2014年10月21日在報紙上公布了結果。該調查向受訪者提出了這樣的問題——韓國的首爾中央地方檢察院,以損害了朴槿惠總統名譽為由,對《產經新聞》前首爾分社長提出了不拘留起訴。因報道內容而起訴外國媒體記者的做法前所未有。你能接受韓國的這一舉措嗎?對此,《產經新聞》報上刊載的調查結果顯示,回答「能理解」者為4.9%,「無法接受」者為88.5%,「其他」為6.6%。即便剔除該調查主辦者為《產經新聞》社的因素,也可以從中看出日本的民意對該起訴持有極其嚴厲的態度。

問題的一大原因,在於日韓關係的緊張局勢

導致該問題嚴重化的原因雖然是多方面的,但毋庸置疑,最主要的一點是由於日韓關係走到了邦交正常化後的「最壞時期」。檢察院、法院不應受外交關係及民意的左右這一主張是正確的。但現實是,只要檢察院、法院也是能夠影響「政治」的強有力的「政治精英」機關,那麼在通常情況下,它就不可能獨立於外部環境而存在。

日韓首腦如此長時間沒有舉行會談,韓國國民對日本也依然印象不好。最近的日韓聯合民意調查(2014年7月,由特定非營利活動法人實施。引用自其網頁)顯示,韓國人對日本的印象,「良好」為17.5%,「不好」為70.9%(參照圖1)。

在這次調查中,就「有關歷史問題的日韓兩國國民的認識」,向受訪人詢問了「日韓歷史問題上應該解決的是什麼」這個問題。韓方的回答中最多的有「日本的歷史教科書問題」,占81.9%,其次是「日本人對從軍慰安婦的認識」,占71.6%,第三是「日本對侵略戰爭的認識」,占70.6%(參照圖2)。

在觀察韓國國內這種大眾言論與意向的時候,或許還有必要考慮到這樣一些情況,即安倍首相於2013年12月強行「參拜靖國神社」,而且積極推動驗證「河野談話」(※1)工作,以顛覆對「為慰安婦問題」的既有認識,而最強有力地支持推進這一系列行動的媒體,就是《產經新聞》。韓國檢方的嚴厲舉措的背後,可以說存在著這樣的重要因素。

崔普植專欄文,本意不在「曝光秘密」

這裏筆者想重複指出的是,對此次韓國檢方的舉措有充分值得批判的理由。但是,儘管如此依然讓人耿耿於心難以排解的,還是原首爾分社長加藤的報道內容及其本質。當你閱讀了崔普植的專欄文後就會明白,他的目的並不一定在於曝光總統的秘密。

雖然在該專欄文中提出了羞於啟齒的傳聞為何被人公開談論這個問題,但它的中心內容,是在闡述現政府的支持率之低下,以及對其進行的嚴厲批判。以下是崔普植專欄大意的摘錄。

「如果在國政運營中維持較高的支持率,那麼人們大概也不會有心思去蜚短流長了。對總統本人的信任崩潰,才導致了謠言四起。這就像是身體的免疫力下降,此前隱而不現的病菌侵入體內一樣。(中間部分省略)。國家要實現革新,首先需要的是總統本人和周圍成員煥然一新的面貌。」

這篇文章,對朴槿惠總統的危機管理能力及行政手腕進行了尖銳的質疑,最後還論及了人才起用方面的問題。在崔普植的文章中,有關總統的傳聞部分,是用來導出這種批判的手段的,並不是要去追究傳聞的真實性。何況你無法從文章中讀出作者有意藉此傳聞要在韓國內外散布總統醜聞的意圖。

加藤撰寫的報道,其「內容」與「本質」

加藤的報道中,在最後部分引用了崔普植對這樁「不登大雅之堂」的傳聞之所以流傳的背景原因的分析,以一句「朴政權似正在步步向跛腳鴨(Lame duck)轉變」結束了全文。但是,這篇報道,焦點絕對對準的是總統的秘密。雖然在指責韓國檢方時開口便稱,這篇文章主要是依賴於《朝鮮日報》的報道寫成的,所以只處罰加藤而放過崔普植有失合理性,但是,實際上正是這一點,讓人對加藤報道的本質產生疑問。加藤沒有自行採訪,有關總統秘密的部分幾乎原封不動地引用了崔普植的文章內容,只進行了若干補充說明就撰了一篇所謂的「傳聞報道」。

產經新聞的《記者準則》稱道「正確和公正」,其中有這樣一段文字——沒有事實根據的報道和缺乏旁證的報道,無論怎樣偽裝客觀也終將敗露,這對產經新聞來說,是損害讀者信賴的自殺性行為,即便是標題也同樣。那麼,加藤的這篇報道,正可謂應合了「缺乏旁證的報道」這一點。若想觸及總統醜聞,說到底首先還是應該自行採訪,收集事實證據,在有了充分旁證之後,才可以進行報道。

日本新聞協會編輯委員會於10月9日發表聲明稱,「對首爾地方檢察院的強行起訴深感遺憾,並表示強烈抗議,同時對威脅到自由採訪和報道活動的事態深感憂慮」。我們在認識到這項聲明的意義和必要性的同時,對有關加藤撰寫的這篇報道的內容和本質,看來也有必要重新予以驗證。

(2014年11月4日)

標題圖片:2014年5月19日,朴槿惠總統就「世越號」客輪沉船事故表示道歉,並宣布解散韓國海洋警察廳(圖片提供:Yonhap/Aflo)

(※1)^ 日本政府從1991年12月開始對第二次世界大戰中與日軍相關的「慰安婦問題」進行調查後,於1993年8月4日由時任內閣官房長官的河野洋平宣布調查結果時發表的談話。2014年10月21日,日方首次公開否認涉及慰安婦問題的「河野談話」。但日後日本政府又稱繼承談話的方針不會改變--譯註。

  • [2015.02.03]

慶應義塾大學法學系主任。1956年生於東京。1979年慶應義塾大學法學系政治專業畢業。1985年慶應義塾大學法學研究科博士課程修滿學分後退學,之後獲法學博士學位。歷任慶應義塾大學媒體與傳播研究所所長、日本媒體和傳播學會理事等職,並於2011年就任現職。主要著作有《媒體中的政治》(勁草書房,2014年)、《戰後日本的媒體和市民意識——「大故事」的改觀》(Menrva書房,2012年)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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