應對校園霸凌,關鍵在於共用資訊和有組織地應對

新井肇 [作者簡介]

[2017.06.05] 其它語言:ENGLISH | 日本語 | 简体字 | FRANÇAIS | ESPAÑOL | العربية | Русский |

在LINE或推特等SNS上說壞話等等,最近的霸凌行為變得隱秘起來,變得更加陰險和嚴重。要保護孩子們遠離霸凌,什麼是重要的呢?需要什麼樣的機制呢?

大津事件成為制定法律契機

《防止校園霸凌對策推進法》於2013年開始實施,現在已經過去4年了。該法得以制定的背景是多起霸凌事件的發生。首先,是發生在1986年的「玩葬禮遊戲」等霸凌行為導致1名東京都國中生自殺的事件。那之後,雖然霸凌問題多次被大規模報道,但一直沒能找到解決問題的有效手段。

但是,2011年發生在大津市的霸凌自殺事件,成了制定法律的決定性起因。我們發現這些事例有個共同點,那就是霸凌都導致了「死亡」,學校和教委遭受大眾責難。特別是在大津事件中,組織性應對的不完善和個體承擔隱瞞真相的體制到2012年終於發展成為社會問題,廣受批判,引人反省。

因此,這次的法律制定可以這麼來理解——單靠孩子或學校的自律,已經難以解決原本屬私人責任領域性質的霸凌問題了,情況嚴重到了只能讓公權力介入才能控制的地步。也可以說,這次的立法表明了社會整體採取措施來防止霸凌的決心。但是,如果過分強調通過大人們的干預去防止和解決在孩子們中間產生的霸凌這一角度的話,也會擔心孩子們自身作為解決霸凌問題主體的能力會弱化。在法律面前,如何平衡孩子的主體性和大人的干預是個問題。

這部法律規定了學校主要有以下3項義務。

①制定防止霸凌發生的基本方針
②成立能夠有效防止霸凌發生的組織機構
③在預防、儘早發現、事發處理方面妥善應對

在應對重大事態(包括背景調查)時,要確保公平和中立,即便發生了對學校或教育委員會不利的事情,也要朝防止再次發生的方向,認真面對事實。這一點的重要性被特別提出,實現霸凌對策的根本性轉變迫在眉睫。

  • [2017.06.05]

兵庫教育大學研究所學校教育研究科教授。畢業於京都大學文學系哲學專業,兵庫教育大學研究所學校教育研究科碩士。曾在埼玉縣立高中任教30年。2006年起擔任現職。專業是學生指導論、諮詢心理學,從事與學生指導相關的理論和實踐跨界研究。2014年起,擔任文部科學省「防止霸凌對策協議會」委員,2016年起擔任日本學生指導學會副會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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