專題 FUKUSHIMA(福島)後的能源戰略
放棄核電不應是中短期政策目標
从地缘政治学角度重新考察能源问题

十市勉 [作者簡介]

[2011.12.07] 其它語言:ENGLISH | 日本語 | 简体字 | FRANÇAIS | ESPAÑOL |

對於資源匱乏的日本來說,能否確保安定的能源供給是關係到國家存亡的重大問題。“在對核能發電的不安和憤怒相交織的今天,必須冷靜思考日本的真正所需。”——說這話的十市勉在此考察分析了日本的能源戰略。

福島第一核電廠事故的發生,使人們對核能發電安全性的不信任之感頓時擴散到整個日本社會。在事故處理遙不可期之中,去核呼聲愈發高昂。發生了如此嚴重的事故,當然需要在安全方面對核能發電進行重新認識。高度依賴於核電的日本能源政策,有必要進行重大的方向性轉變。

但是,並非單純的核能發電問題就可決定未來的能源政策。日本能源政策的目標到底是什麼?為了實現其目標有何必要條件?日本在制定能源政策時,應該充分考慮到各種風險因素。

對原本就資源匱乏的日本來說,確保安定的能源供給是關係到國家存亡的極其重大的問題,必須隨時放在政策決斷的基礎位置上來考慮。為此,首先來回顧一下戰後的能源政策的概況。

安定的能源供給事關國家存亡

第二次世界大戰後的日本,為了重建崩潰的經濟和恢復國民生活,最初著手進行的是增產國內的能源。於是採取了“傾斜生產方式”(為恢復經濟而採取的重點優先發展部分產業的經濟政策),國內的經濟資源集中於煤炭開採,然後將煤炭優先分配給鋼鐵生產,再將生產的鋼鐵用於煤炭開發。也就是說將煤炭和鋼鐵這兩大基礎產業作為國家重建的基礎,進而為了增加電力供給,大規模推進了水力發電開發建設。

之後,從20世紀50年代後期至60年代,由於在中東地區相繼發現了巨大油田,日本的能源狀況發生了急劇改變。在冷戰狀態中,希望日本能夠安定的美國採取了以低廉價格向日本供給中東石油的對日政策。

於是,以往主要依存於國內煤炭的能源供給結構,轉向對進口石油的依賴,“能源流體革命”(指主力能源從煤炭向石油過渡)以突飛猛進之勢得到發展。十幾年間,近8成的能源供給已變為有賴於石油了。正所謂整個經濟都浸泡於石油之中,從某種意義上講,這也成為了經濟高速發展的動力。

然而這種狀態也只維持到1973年的第一次石油危機。也就是說,確保作為核心能源的石油的穩定供給與降低對石油的依存度成為當務之急。對石油近8成的依賴度在短期內無法明顯改觀,所以積極推進了諸如為防止石油短缺實施國家石油儲備、對日本企業在海外獨自開發油田予以支援、在中東以外多管道進口石油等政策。進而作為降低石油依存度的對策,積極推進了節能、核能、天然氣、煤炭、新能源等替代能源的開發與利用。

70年代,出現了第二次石油危機,在這一時期,確保安定的能源成為政策中的重中之重。

其後,以1985年的“廣場協議”為契機,日元急劇升值,日本企業被置身於激烈的國際競爭中,情況再次發生了重大變化。為此,在國內如何降低能源供給成本,成為新的重要政策目標。

到了90年代後期,又有了重大變化。起因是地球變暖問題。如何降低二氧化碳排放量也成為世界性的能源政策的重要課題。在這種潮流中起到決定性作用的,便是1997年的“京都議定書”。

就這樣,能源政策的重點在隨著時代而變化的過程中,發生了此次東日本大地震以及福島第一核電廠事故。迄今穩定供給、削減供給成本、低碳排放的政策目標中,又加上了確保安全這一極為重要的要素。特別是令人深刻認識到,構築一個能夠抵禦自然災害的供給體制的重要性。

上述四大要素,是日本立足於當今國際社會的必要條件。可是,能夠充分滿足這四大要素的供給源尚未發現,這也是制定能源政策的難點。

無法排除核電廠

福島第一核電廠事故發生後,由於德國、義大利等國轉變政策脫離核能,使日本也應該脫離核能的論調日益激烈。但是,日本與德國、義大利不能同一而論。在歐洲大陸和美洲大陸,由於陸地相連,輸電線、天然氣管道網絡跨越國境,四通八達。問題在於不限於一國,而是整個歐洲、整個北美的能源安定供給是否可能。

日本作為島國,與海外沒有形成能源網絡。同時,在能源自給率上,很遺憾的是純國產的地熱、水力、太陽能、風能等的發電量僅佔總體的4%左右。核能的原料鈾也100%依賴進口。不過,如果能夠進行乏燃料再利用,則可稱為半國產能源,但將其計算在內也只有18%,在已開發國家中仍屬最低。

在長期目標中提高自給率,必須要最大限度地節能並擴大利用可再生能源。

話雖如此,還是無法認為去核電的選擇是正確的。現在,很難用供給不安定的可再生能源來代替約佔總發電量30%的核電。核電在穩定供給上,具有一旦插入燃料棒便可多年連續不斷發電的優越性能。到底還是不能排除核能發電的選擇。

按日本的規定,核電廠每13個月需進行一次定期檢查,其間電廠要停止運行。在對核能發電安全性的不安尚未消除之時,地方政府拒絕重新啟動核電廠的狀態如果繼續下去,那麼定期檢查結束後,核電廠也無法重新運轉,到2012年5月,國內的所有核電廠將全部停爐。

如果那樣的話,本研究所估算了將會出現怎樣的影響。

如果所有核電廠停止運行,毫無疑問在短期內,不但東日本、西日本的電力供給也將陷入相當嚴峻的狀況。

在經濟方面會如何呢?如果所有的核電廠不能重新啟動,其所有發電量幾乎都要依靠舊有的火力發電廠增加燃燒石油、天然氣、煤炭來彌補,或者採取新建天然氣發電機組等應急措施來補充。那樣的話,2012年度的燃料費將比2010年度增加3.5兆日元。如果將其成本轉嫁到電費上,每千瓦小時將增加3.7日元。電費漲價,最受影響的是製造業,上述估算如果換算成產業用電費,上漲幅度將達到約36%。

產業空心化加速

即使沒有上述情況,不安定的電力供給已造成了相當嚴重的產業空心化現象,如果再加上電費漲價的因素,製造業將不得不出走海外。

作為火力發電燃料的化石能源,日本今後也只能幾乎全部依靠進口。特別是天然氣,進口將會有相當大的增加。同時,迅速發展的中國及印度等新興國家,在世界上竭盡全力確保能源資源,與日本的資源競爭也日趨激烈。在這種狀態下,盛產石油和天然氣的北非、中東各國的民主化運動不斷擴展。這些地區的政治性不安定因素從構造上看,今後仍將永遠存在,無法預計會在什麼時候以何種形式爆發。

1桶約100美元的原油價格居高不下。現在,沙特阿拉伯極力堅持每桶原油100美元的高價,力圖以巨額石油收入為槓桿,為國民低價提供住宅、創造年輕人的就業機會,緩解國民的不滿。如果原油價格一旦下降,恐怕社會不安定因素就會迅速蔓延擴大。

今後,中東產油國仍然需要為政治穩定付出成本費用,因此原油價格很有可能繼續維持在較高價位上。在這種背景下,福島第一核電廠事故如果帶來世界性的去核行動,那麼就會愈發加速能源向天然氣的轉換。

3.11大地震前的世界天然氣市場是供過於求。由於受日本的大地震及核電廠事故的影響,目前發電不得不轉向使用大量的天然氣,天然氣的供給形態一舉從買方市場變成了賣方市場。

俄羅斯也是世界最大的天然氣資源國家,3.11後立刻表明向日本提供天然氣。天然氣資源國家在政治上迅速佔據了有利地位,正不斷擴大著國際影響。特別是隨著俄羅斯地位的增強,還逐漸影響到和日本之間存在的北方領土等問題。

還有中國,如今以雄厚的資金為後盾,以強勁之勢傾力在世界各地展開確保資源的活動。今後,轉用天然氣將是世界的大勢所趨,幾乎全部依存於進口的日本,如何以安定且合理的價格籌措LNG(液化天然氣),已成為新的課題。

可再生能源做不了救世主

福島第一核電廠事故後備受矚目的可再生能源,並不是馬上可以代替核能的救世主。在日本,太陽能、風能、地熱、生物質能等潛在的自然能源相當豐富。只是要實現商業利用還是一個巨大的課題,存在著數量上的效果與成本、普及所需的時間等諸多問題。

石油、天然氣及煤炭等化石能源,從某種意義上說,是太陽能在悠久的歲月裡蓄積下來的“存量”。而可再生能源除了地熱以外,卻是太陽能的“流量”。既然是流量,其密度當然就很低。從經濟性考慮,那麼在條件上就顯得遜色。如何克服這一弱點成為技術課題。

再者,可再生能源由於受到自然條件的左右,供給很不安定。而且由於能源密度很低,因而需要有廣闊的面積。

那麼就來考慮一下面積的問題。經常列舉的例子是,若要匹敵一座100萬千瓦核電廠的年發電量,因前提條件會有所差異,如果是太陽能發電則需要有等同於山手線(東京都中心地區的環線)內側的面積(65km2),如果是風能發電則需要其數倍以上的面積。也就是說,想把稀少的自然能源轉換成電力這種極高品質的能源,存在著巨大的鴻溝,要填補這條鴻溝就必須有寬闊的面積和技術上的創新。

另外,風力發電會造成低頻公害、景觀及鳥擊等問題,並非十全十美。小規模建設還可以,如果是幾千架的大規模建設,則又會出現新的環境問題。

說到地熱發電,日本有著很大的潛在能力。其能源當然大多存在於溫泉附近,如果進行大規模開發地熱發電,當地的溫泉經營者因擔心溫泉枯竭而威脅到自己生活,反對意見相當多。想解決此類問題,那麼當地有關人員也要以某種形式參與到地熱發電事業中來,使其有所獲益。如果不摸索這種與當地和諧共生的方法,就很難使地熱發電得到普及。

風力發電也一樣,在陸地上由於低頻噪音的問題使開發受到制約,目前日本正致力於海上發電的技術開發。歐洲的丹麥、德國也由於陸地上適宜的場所基本用盡,又存在著景觀問題,所以在推進開發大規模的海上風力發電。北海比較淺,廣闊的海域水深不超過50公尺。所以在那裡林立著落地固定型的風車。儘管如此,據說也比陸地建設成本高處3成以上。而在日本,由於多為較深的海域,因而以懸浮型為主,再考慮到對漁業進行補償等問題,需要解決的課題很多。

這樣,利用可再生能源發電,並不意味著有了資源就可以輕而易舉地增加電力供給。

況且可再生能源還有成本問題。如前所述,由於能源密度低,不具備與化石能源競爭的能力,要普及,必須有國家的支援。最為有效的方法是設立固定價格購買制度。在利用可再生能源較先進的歐洲,也是因為有了高價購買制度才開始走上真正的普及之路。

日本也是繼收購家用太陽能發電剩餘電力制度之後,於2011年8月成立了電力公司全容量收購可再生能源電力的法案。其結果,雖然令人對可再生能源的利用和普及更加寄予厚望,但對實施過程中產生的成本負擔,還需得到國民的理解與讚同。

可再生能源的最大問題在於難以確保供給穩定性,若不與蓄電技術的開發齊頭並進,就無法消除這一弱點,也就是說無法形成高質量的電力。雖然目前蓄電技術開發競爭激烈,但到何時、以怎樣的成本付諸實現,還不得而知。

綜上所述,應該理解,如果不解決上述問題,可再生能源就不可能代替現在的火電、核電的電力。

脫離核電與反核運動不可混為一談

當然,此次的福島核電廠事故不僅是日本,也是世界的問題。特別是對近年在世界上興起的“核能復興”風潮,必會產生抑制作用。

尤其是歐美已開發國家,近年在推進防止地球變暖對策過程中,核能作為一種選擇,被認為是重要手段而得到重新評價。

德國也於去年10月決定繼續利用核能發電,義大利也有新建核電廠的動向。但此次事故為這些舉措打上了句號,德國、瑞士、義大利等國重新向脫離核能實行了政策轉換。

與此相對,法國、美國、英國、俄羅斯各國在強化安全對策的前提下,採取繼續推進核能發電的政策。

另外,在認為今後伴隨經濟發展電力必不可缺的新興國家,開發核能的大方向基本沒有變化。除中國、印度外,還有最近的阿拉伯聯合大公國、沙烏地阿拉伯、東歐的捷克與波蘭等也在核能開發上躍躍欲試。必須加強安全的意識在這些國家增強了,但推進核能的方針沒有改變。

從衝擊度上說,最大的當然是日本。核能發電的“安全神話”破滅,對此必須作為現實問題加以認識。

以歐美的例子來看,自三哩島和車諾比核電廠事故後,至重新評估核能的重要性為止,經歷了20年至25年時間。那麼從福島第一核電廠事故的發生,到日本社會能夠重新冷靜判斷核能,從現實來考慮,可以認為也需要花費同樣長久的歲月吧。

尤其是此次事故對日本的影響涉及諸多方面:對核能發電技術的安全性充滿不安;喪失了對國家安全管理體制及電力公司的信賴;民眾對資訊提供方法的懷疑;安全主管部門“原子力安全保安院”與推進核能利用的資源能源廳同屬經濟產業省管轄之下,職能的發揮令人產生懷疑等。儘管鑑於此次事故,決定合併“原子力安全保安院”與內閣府的“原子力安全委員會”並將其隸屬於環境省的管轄,但要恢復嚴重喪失的社會信賴,毫無疑問需要相當的努力和時間。

觀察現在的情形,緣於廣島、長崎原子彈爆炸的反核主張與對和平利用核能發出的去核主張開始互動,這也是需要令人矚目的現象。儘管和平利用核能與製造核武器截然不同,但由於對核輻射的恐懼日益增強,以致部分出現了將兩者結而為一,試圖否認和平利用核能的動向,這種現實我們也不可否認。

國民共識的形成不可或缺

最後我想再次回到應該如何思考日本今後的核能發電問題上來。我的結論是:放棄核能這一選擇,將直接關係到電力供給的不穩定化、電費高漲、二氧化碳排放量難以削減等問題,所以不應該將其作為中短期政策採用。

日本能源政策的前提條件是多樣化和多元化,不可能僅選其一。在確保安定供給的基礎上,必須考慮到經濟性、低碳化、安全性和應對自然災害的能力等。

不過,從長遠觀點來看,能源的安定供給這一目標必須始終放在最優先的位置。特別是電力,在21世紀將成為更加重要的能源,因此必須是安定供給的首選對象。

如何對待核能這個問題,今後還會展開多管道的探討,但最為重要的是首先徹底弄清福島事故的原因,從科學的見地出發,分別採取短期、中期、長期的安全對策。這些對策必須對國際社會、國內、特別是核電廠所在地區也具有說服力。

這不僅是科學問題,還必須尋求解決心理上的安心這一感性問題。

日本去年6月由內閣會議決定的“能源基本計劃”中,曾構想到2020年新建9座、之後至2030年再新建5座、共計新建14座核電廠,計劃將運轉率也提升到國際水準。

在以防止地球變暖為中心的政策中還具體提出,與1990年相比,到2030年要實現二氧化碳排放量削減30%的目標,為此,計劃將核電增至總發電量的53%;關於可再生能源電力,包括大規模水力發電在內,計劃從現在的9%提高到21%。通過這樣的具體目標,描繪出一幅在電力安定供給的同時大幅削減二氧化碳排放量的宏偉藍圖。這一計劃由於此次的事故而變得難以實現。

展望今後的10年、20年,至少可以說,想繼續提高對核能的依存度是困難的。但我認為,設定一個具體目標,將現在接近30%的核電比率,到2030年仍保持在20%左右,並為此取得全民共識,是十分必要的。

過去,日本正是由於缺乏資源,反而激發了經濟的高速發展。由於資源匱乏,使如何有效利用資源的節能技術得到發展。石油危機以後,產業結構以迅猛之勢發生轉變。今後,毫無疑問,節能將會再度成為解決能源問題的重要途徑之一。

與此同時,如今世界的資源壁壘愈加森嚴。因中國等新興國家的經濟發展,資源爭奪戰拉開了序幕,令人強烈意識到資源並非是取之不竭、用之不盡的,再加上環保問題的限制,選擇餘地十分有限。對日本來說,將面臨過去未曾有過的嚴峻局面。

在這樣的時刻,又出現了此次事故。目前,日本整體在經濟上處於停滯狀態,日本企業的國內生產基地本身失去了國際競爭力,在這種情況下又發生了此次事故。從這個角度來看,現在,如何制定日本的能源政策尤其具有重大意義。為了遏止經濟的進一步惡化,有必要經過深思熟慮後推出相關的能源政策。

今天,對福島核電廠事故的不安與憤怒交織在人們心中,進行冷靜的探討談何容易。但即便如此,仍然需要我們冷靜思考什麼是日本和日本人的將來所必需的這一問題。正是此時此刻,需要我們重新回顧近代日本取得飛躍發展的歷程。

  • [2011.12.07]

財團法人日本能源經濟研究所顧問。生於1945年。完成東京大學理學系研究所地球物理專業博士課程。理學博士。歷任財團法人日本能源經濟研究所主任研究員、美國麻省理工學院(MIT)能源研究所客座研究員、財團法人日本能源經濟研究所專務理事(最高學術負責人)及首席研究員等職。主要著述有《21世紀的能源地政學》(產經新聞出版,2007年,獲第28屆能源論壇普及啟發獎)、《石油——日本的選擇》(日本能率協會經營中心,1993年)、 《是否會爆發第三次石油危機》(日本經濟新聞社,1990年,獲第11屆能源論壇優秀作品獎)、《世界企業系列——石油產業》(編著,日本經濟新聞社,1987年,獲第8屆能源論壇獎)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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