專題 日本的教科書制度和歷史教科書問題
被割裂的記憶:歷史教科書與亞洲的戰爭

丹尼爾・斯奈德 [作者簡介]

[2012.07.24] 其它語言:ENGLISH | 日本語 | 简体字 | FRANÇAIS | ESPAÑOL | االعربية |

日本的歷史教科書是否如同國外評論的那樣帶有愛國主義色彩呢?然而,史丹佛大學“被割裂的記憶與和解”項目組對日本、中國、韓國、臺灣和美國的歷史教科書進行全面比較後認為,上述普遍看法缺乏根據。

過去30年間,日本的歷史教科書及其在戰爭問題上的表述一直是國際社會的爭論焦點。對日本歷史教科書持批判態度的日本國內及國外人士認為,日本的教科書在日本對挑起亞洲太平洋戰爭所應承擔的責任、日軍對亞洲佔領地造成的苦難,以及在與同盟國的戰鬥中犯下的罪行等問題上缺乏足夠的認識。他們認為,日本的教育部門通過審定程序來決定各個學校可以使用的教科書,並可要求出版社修改教科書的內容和表述,這正是體現日本的愛國主義傾向的證據。最重要的是,日本的教科書被認為未向年輕一代正確地描述本國的過去。

上述觀點並非憑空捏造。日本的歷史教科書對日本的殖民地統治,尤其是有關對韓國的統治方面,未作詳細闡述。同時,對戰爭期間日軍掠拐強迫女性提供性服務,即所謂的“從軍慰安婦”等更加微妙的問題,還存在迴避、淡化的傾向。此外,由於來自保守的修正主義者及其政治勢力的壓力,文部科學省的教科書審定工作總是力圖弱化有關日本侵略行為的表述。

但是,史丹佛大學亞太研究中心(APARC)“被割裂的記憶與和解”課題組,卻從根本上顛覆了長久以來人們認為日本歷史教科書一派胡言的看法。本研究由申基旭教授及筆者主導實施,為了更加深刻地理解戰爭時期的歷史記憶是如何形成的這一問題,進行了費時數年的調查。研究工作首先從分析高中歷史教科書入手,接著又驗證了大眾文化尤其是電影的作用,最後驗證了在形成對於過去戰爭的認識上,精英人群所起的作用。該課題研究的重要特點在於,採用了主要以中國、韓國,還有美國等太平洋戰爭主要當事國與日本進行對比的比較研究方法。

課題研究採用的驗證方法

在歷史教科書的研究中,我們盡力避免偏重於異議較多、使用頻率較低的教科書。研究的焦點集中於從日中戰爭開始至戰後不久的一段時期(1931-51年),針對在中國、臺灣、韓國、日本和美國各自的教育課程中使用率最高的高中世界史和本國史教科書,以及大學入學考試用教科書(為了重視精英人群的意見形成情況)進行了比較分析。研究小組翻譯了這些教科書,並選出了包括盧溝橋事件和對日本的原子彈轟炸在內的八個主要歷史問題作為比較對象。基於這一研究,學者、專家和傳媒首次對歷史記憶是如何在教育課程中塑造而成的這一問題,得以做出實際比較。同時,除了日本使用的歷史教科書外,研究還擴展了人們對教科書在其他各國的作用之理解。(※1)

在教科書的選擇上,課題組採用了兩個標準。第一是盡量選擇使用率最高的高中本國史和世界史教科書。對政府公布教科書使用情況相關數據的國家和地區(日本、韓國、臺灣),依據其提供的數據進行選擇。直到最近,中國一直只允許一家單位出版教科書。此外,由於美國方面沒有國家機關發布的數據,於是研究人員依照長期為全美高中製作、發放輔助教材的“史丹佛大學國際與跨文化教育項目(SPICE; Stanford program on International and Cross-Cultural Education)”的建議,根據出版社的數據和有關加州的教科書使用情況數據選擇了教科書。日本方面,選擇了在高中使用率極高的山川出版社的歷史教科書。儘管“新歷史教科書編纂會”的教科書在國外備受關注,但由於它在日本學校的使用率遠低於1%,所以未被列為比較分析的對象。

第二個標準是在可能獲得的情況下,將與美國教育課程中Advanced Placement(跳級)水準教科書同等級的大學入學考試用教科書也列為了研究對象。這是為了將精英教育中使用率較高的教材納入分析範圍之故。美國方面,將美國史和世界史作為一組,選擇了兩組教科書。其中一組是普通班級使用的教科書,而另一組(World Civilizations: The Global ExperienceThe American Pageant: A History of the Republic)則多用於跳級水準班級。而對日本和韓國,研究人員則分別認定東京書籍出版社和韓國金星出版社(Keumsung Publishers)出版的歷史教科書相當於美國的跳級水準教科書。

在課題研究過程中,研究人員注意到中國和臺灣對教科書所做的大幅修訂。雖然修訂後的新教科書剛剛開始進入課堂,尚未覆蓋所有學校,但中國和臺灣的新教科書均對有關戰爭的表述做出了大幅的修改。課題小組翻譯並節選了有關“新”、“舊”教科書內容,並獲得了非常有意義的國內(地區內)比較成果。

日本的教科書重視事實,愛國主義傾向不明顯

本研究得出的一個結論是,日本的教科書與亞洲及美國傳媒所持有的共同印象之間存在相當大的差異。日本的歷史教科書豈但說是具有愛國主義色彩,甚至可以認為它連激發愛國情緒的內容都是最少的。沒有讚美戰爭,沒有強調軍隊的重要性,也沒有講述戰場上的英雄行為。省略了絕大部分故事性的記述,可以說猶如枯燥無味的編年史。

日本的教科書(描述滿洲事變相關情況的書頁)

日本的教科書採用了這種略為克制的論調謹慎編寫而成。一方面是為了避免露骨的解釋,另外也是由於教科書的使用者是準備參加大學入學考試的學生。即便如此,雖然比較間接,但日本的教科書依然傳遞出了明確的訊息,即在亞洲發動的戰爭是日本帝國主義對外擴張的產物,對美發動戰爭的決定是導致日本及其國民付出重大犧牲的慘痛過失。實際上,正因為存在這種基本論調,修正主義的批評家們才自行編寫了教科書,以圖修正關於近代日本的所謂“自虐史觀”。

與社會一般認識不同,日本的教科書沒有迴避部分最微妙的戰爭記憶。儘管廣泛採用的教科書中沒有對這些部分作詳細描述,但包含有關於1937年日軍南京大屠殺的表述(※2)。 同時,部分教科書中還有戰時徵用“慰安婦”,迫使她們在慰安所中提供性服務的相關表述,此外,對日本在佔領區強徵勞工的情況也有記述。(※3) 明顯的欠缺則在於幾乎沒有提到在朝鮮半島的殖民統治。

歷史教育承擔的增進國民歸屬意識的作用

韓國的教科書(描述日本殖民統治下的經濟情況的書頁)

歷史教科書原本就“承擔著增進國民歸屬意識(identity)的作用”。提出這一觀點的人是史丹佛大學的歷史學家Peter Duus,他也是本課題研究小組的撰稿人之一。Duus表示,從這個意義上說,對應在本國史中做出具有愛國主義表述這一使命,日本的教科書表現得最為克制。形成對照的,是其他大多數東亞國家都依照國家的學習指導大綱,將增進民族自豪感和國民歸屬意識作為了歷史教育的基本任務。Duus指出,這些國家的歷史教科書中講述的“戰爭故事”明顯地只是以此為目的的。

強調民族自豪感有時會催生出怪異的扭曲。顯著的例子便是韓國的教科書。高中生學習的有關戰爭時期的歷史,全是人們在日本殖民統治下的悲慘經歷和反抗運動。沒有提到日本為發動戰爭而強迫朝鮮人從軍且愈演愈烈這種大背景,即日中戰爭的膠著化及1942年後美國反擊加劇等情況。另外,韓國的教科書幾乎沒有提及1937年爆發的日中戰爭和珍珠港事件,政府發行的主要教科書中對廣島和長崎遭受原子彈轟炸也沒有任何記述。

中國的教科書最具愛國主義色彩

中國的教科書(描述日中戰爭爆發情況的書頁)

中國的教科書最具愛國主義色彩,而且是依據意識形態來描寫戰爭的。10年前使用的教科書中,凡是關於戰爭的表述,必定是中國尤其是中國共產黨開展的英雄式的抗日軍事作戰。很少提及太平洋戰爭和聯合國發揮的作用。針對原子彈轟炸在終結戰爭方面發揮的作用只是輕描淡寫,將毛澤東號召對日軍發起總攻擊1945年8月蘇聯對日宣戰作為決勝因素。根據這種表述,抗日戰爭的勝利結束了無視中國權利和利益的國外帝國主義勢力屈辱中國一個世紀的歷史,使中國作為世界主要國家的歷史地位得到了恢復。

人民教育出版社出版的中國教科書在2002年進行了大幅修訂。修訂版的教科書逐漸增加了關於本國的表述,在有關戰爭時期的敘述上明顯加強了愛國主義傾向。舊版將焦點集中於國共內戰,始終支持站在抵抗日本侵略的抗日戰爭最前線的共產黨的主張。新版則強調了整個國家在抗日問題上的一體感,弱化了國共內戰的記述。關於南京大屠殺事件,由於當時的戰鬥是國民黨主導展開的,不方便詳述,所以在舊版中弱化了這個事件,而新版則拿出大量篇幅,活生生地描寫了日軍的殘暴行徑。

臺灣的教科書(描述日本殖民統治下的皇民化運動的書頁)

過去長期使用的中國舊版教科書,始終堅守古典的馬克思主義史學觀,認為戰爭是資本主義危機的必然結果,並將戰爭描寫成了蘇聯和中國的共產黨擁護者領導的反法西斯運動。修訂版則強調了國家對外國侵略的抵抗運動,抹去了絕大部分關於冷戰的記述。比如,2002年修訂版在記述日本走向侵略中國的過程時,大量引用了“田中奏摺”作為表明20世紀20年代後日本對亞洲抱有野心的證據。儘管這段時期日本確實對亞洲抱有侵略野心,但歐美和日本的近代史學研究認為“田中奏摺”是一份假文件。

美國教科書中一併記載了有關原子彈轟炸的毀譽參半的評價

或許有人會覺得意外,美國的教科書中也存在著陶醉於戰爭勝利的表述。美國使用率最高的教科書“American Pageant”稱,戰爭是促使美國真正成為世界大國的決定性轉折點。書中表示,戰前,美國人一直固守孤立主義,逃避外部世界,拒絕面對現實。然而,珍珠港事件後,他們意識到在全球性的無政府狀態中不可能繼續保持孤立主義。而且,美國人在經歷珍珠港事件後凝聚力增強,加上與此同樣重要的美國強大的經濟實力,為反法西斯、反獨裁政治和反軍國主義的全球化戰爭贏得了最終勝利。

美國的教科書(描述珍珠港事件的書頁)

美國的教科書明確地將日本視為貪婪的侵略者,並將美國描述為受到日本無恥背叛的無辜犧牲者。世界史的教科書則更加詳細地記述了日中戰爭及珍珠港事件發生之前日美關係日益緊張等有關太平洋戰爭爆發的背景情況。另一方面,主要的美國史教科書都存在忽視亞洲地區戰爭的傾向,稱戰爭起始於珍珠港事件,終結於原子彈轟炸。但是,美國的教科書也在努力向學生傳達圍繞原子彈轟炸這一決定中所出現的贊成和反對這兩種立場。這種一併記載毀譽參半的表述方式,在亞洲各國的教科書中則不曾看到。(※4)

美中教科書在方法論上的一致性

美國的教科書中存在著與中國教科書在方法論上驚人一致的部分,即強調是戰爭的勝利將美國推向世界超級大國地位這一點。這個“戰爭故事”稱,儘管戰爭的勝利導致了美國與戰後蘇聯陣營之間的冷戰,但美國人意識到了孤立主義和綏靖政策的危險性,決定要在與共產主義威脅展開新的較量過程中,充分利用已成為世界大國的自身之地位。

美國的教科書沒有像中國那樣露骨地使用帶有愛國主義色彩的語言。但如同中國教科書支持共產黨的勝利那樣,美國教科書也支持本國的冷戰政策。“American Pageant”在關於戰爭的描寫方面,從杜魯門總統與艾奇遜國務卿到尼克森總統與季辛吉國務卿,作為美國外交政策基本原則的自由國際主義與保守派的介入主義之間都被表述為不存在任何矛盾。此外,和美國的大眾文化幾乎相同,美國的教科書也將第二次世界大戰讚譽為“善意的戰爭”。

內斂克制的日本教科書,“和平主義”紮根的反映

著名歷史學家、日本近代史研究家Duus,將日本教科書的基調形容為“克制、中立、幾乎無色無味”,與中國、韓國和美國在描述戰爭時的愛國主義激情形成了極為鮮明的對比。那些將日本的教科書中使用率極低的修正主義式教科書的內容與普及率較高的教科書內容混為一談的人們,或許會對此感到驚訝。

正如Duus指出的那樣,日本的教科書中之所以沒有讚美戰爭的表述,最重要的一個原因是因為“日本輸掉了戰爭”。(※5) 還有同樣重要的一點,即針對戰後的日本將如何解釋戰爭這一問題,日本的各種教科書尚未形成共識。中韓美三國國內在歷史問題上的意見分歧較小,而日本國內至今仍圍繞戰爭記憶形成問題進行著論戰。針對日本在亞洲太平洋地區發動了侵略戰爭這一大多數國民的共識,至今仍存在著持有異議的勢力的存在。即便如此,日本國內在關於戰爭的表述上,普遍將之描述成絕不可重蹈覆轍的軍國主義破壞戰爭,而非抵抗歐美帝國主義的自由之戰。

日本教科書在戰爭表述上的內斂正是戰後和平主義紮下根來的表現。Duus稱:“戰爭或許終結了中國一個世紀的屈辱和美國的孤立主義,但同時,只能依靠軍事力量來捍衛國家尊嚴這種日本人的幻想也就此宣告破滅。”

不同歷史認識的和解之道

如上所述,如果考慮到高中歷史教科書中反映的戰爭描述,在性質上存在很大差異,那麼我們也能明白主要的戰爭當事者為何對戰爭歷史難以達成共識的原因了。這就為日中、日韓借鑒德法兩國成功編纂通用教科書的案例而成立的雙邊委員會所做的努力潑了一盆冷水。然而,即便只是找出問題的分歧點,並發現彼此歷史認識的差異,這樣的委員會也具有一定的存在價值。

APARC的研究人員認為,在戰爭問題上彼此相悖的歷史記憶阻礙了各國的和解。但是,通向和解之路,又是通過認識被割裂的歷史記憶而開闢的。申教授表示“各個國家去理解本國的記憶和歸屬意識是如何形成的,這將是重要的第一步”。(※6) “被割裂的記憶”課題研究小組深切期望通過對日本及各國歷史教科書的比較分析,進一步增進相互理解,奠定實現長久和解的基礎。

(原文英語)

圖片提供:史丹佛大學亞太研究中心

(※1)^ 教科書節選內容的比較分析及包括中國、日本、臺灣、韓國、美國的歷史學者和教科書作者做出的註釋在內的本研究結果,彙編在申基旭和丹尼爾・斯奈德編著的History Textbooks and the Wars in Asia: Divided Memories (New York: Routledge, 2011)中。第二階段的有關電影在戰爭時期歷史記憶的形成過程中發揮的作用的論文計劃將由夏威夷大學出版部出版發行。關於精英階層的意識形成問題的第三部分的書籍計劃將由申和斯奈德合著。

(※2)^ Shin and Sneider, pp. 27–30.

(※3)^ Shin and Sneider, pp. 65–67.

(※4)^ Shin and Sneider, pp. 55–64.

(※5)^ Duus, in Shin and Sneider, p. 113.

(※6)^ Gi-Wook Shin, “History Textbooks, Divided memories, and Reconciliation,” in Shin and Sneider, p.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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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2012.07.24]

史丹佛大學亞太研究中心副主任研究員。主攻美國的亞洲地區外交及安全保障政策、日本與韓國的外交政策。畢業於哥倫比亞大學(東亞史專業),哈佛大學甘迺迪政府學院碩士。歷任基督教科學箴言報印度特派記者、東京特派記者、莫斯科支局長、聖何塞信使報編輯、專欄作家後,任現職。編著作品有Cross Currents: Regionalism and Nationalism in Northeast Asia (Brookings Institution Press, 2007)、History Textbooks and the Wars in Asia: Divided Memories (New York: Routledge, 2011)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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