專題 新時代的日本經濟成長戰略
打破高速成長期的「神話」,奠定新時代的發展基礎

田中直毅 [作者簡介]

[2012.10.19] 其它語言:ENGLISH | 日本語 | 简体字 |

在思考未來新的經濟發展戰略時,應該如何把握日本的跨時代特徵呢?經濟評論家田中直毅驗證了高速成長時期的種種“神話”,並對新的經濟成長基礎作一番考察。

在思考21世紀新的日本經濟發展戰略時,從觀察日本歷史上的經濟發展過程及其背後的經濟戰略入手或許是最恰當不過的。

所謂21世紀的經濟發展戰略,恐怕不應該是政府篩選和扶植某些特定的產業,為特定的發展方向優先分配資源。一些人提出,為了避免匯率損失,應該排除出口主導型經濟,轉向內需型成長成長。他們認為,今後在走向老齡化社會過程中,應將醫療和護理等特定領域作為發展戰略的重心。然而,本人始終不認為這是一種妥當的方法。針對如何持續增加附加價值這一課題,應該在戰略上展開討論。比如,我們難以想像用於護理服務和治療老年人慢性疾病的支出有助於附加價值的持續增加。我們應從如何逐年擴大GDP的角度來制定新的經濟發展戰略。

從歷史角度觀察高速經濟成長

在討論日本的成長戰略時,本來就有必要從歷史的背景來觀察。上個世紀60年代至70年代初這段特定時期,日本實現了極高的經濟成長率。回顧一下其他各國的高速發展史就會發現,即使某些特定的國家在特定的時期實現了較高的成長率,也不能說這就是該國的跨時代特徵。縱觀世界經濟史,還沒有發現任何一個國家能夠保持這種跨時代的持續高速成長。因此,對日本的高速成長,我們也應該認為,在上個世紀60年代至70年代初的10多年間實現了極高的經濟成長率,這只不過是日本這個國家出現的一個現象而已。

中國自改革開放以來,經濟加速發展,創造了很高的成長率,而這也是特定時期的特定現象,21世紀能否繼續維持高成長率還是一個疑問。在中國,我們應該也可以通過成長率的起伏看出中國社會的變化以及存在於其背後的加速發展因素的消失與經濟成長之間的因果關係。當然,如何闡釋1991年以後日本經濟長達20年的停滯不前的問題,以至被稱為失去的20年,則又是另一個課題。

我們在思考21世紀的新經濟發展戰略時,恐怕不應該翻出過去的事例作為參照來展開討論。

「成長型產業」的神話

在此,我必須指出,我們至今仍未完全擺脫甚或可謂是日本經濟高速成長時期的有關經濟社會的某些定規。說得更直白一點,就是那些應稱作「神話」的領域。本文中,我想談一談被認為是創造了日本經濟高成長的六個「神話」。

第一個「神話」是當時的一種思想,認為成長型產業才是最重要的,有必要從戰略角度挑選這樣的產業。過去有「鐵即國家」、「半導體是工業之米」的說法。此外,基於應該發展重工業和化學工業,改造日本列島的想法,還有人提出應在日本列島各地建設新產業都市。

在這種討論的背後,存在這樣的想法:應當特定一些成長型產業,以其為中心構建產業群。然而,在思考21世紀的產業時,這種想法明顯是錯誤的。或許我們可以說,圍繞由特定產業承擔經濟成長重任這一問題的討論已經失去了應用的餘地。

實際上,能夠吸引顧客和消費者的創新會誕生在怎樣的企業或企業集團,將極大地左右經濟成長的方式。比如,蘋果公司先借助iPod持續不斷地創出消費者群體,有步驟地帶動了iPhone和iPad,促使企業價值快速上升,由此又實現了新研發資源的組織化。在Facebook的上市過程中也可以看到同樣的情況。從中我們可以得出一個結論:只有不斷開拓新的消費者和顧客群體的行為才是真正的成長源泉。

 「日本株式會社」的神話

作為第二個成長神話,我們不得不提到「日本株式會社神話」。長期以來,日本企業在橫向上跨行業的生產活動,縱向上的「系列交易」(通過互換股份、互派董事等方式建立起的排他性長期交易關係——譯註),在橫向和縱向上都構建起業務關係環環相扣的「日本株式會社」。但是,這種「日本株式會社(Japan Inc.)」的思維顯然已經發生了巨大的變化。

在冷戰格局瓦解後所謂失去的20年中,出現了這樣一種現象:曾經支撐了日本經濟成長的民間企業群體的能力,已經超越了日本這個領域意義上的國家的水準。換言之,人們普遍認為,即使在日本內部組建產業和企業體系,產業群和企業體系也難以實現持續發展。恰逢全球化進程日益深化,全球各地都希求這樣的企業能力。拿日本的綜合商社來看也是如此,在局限於日本列島內部的聯合,即打著「日本株式會社」的招牌走向世界,商機已不存在。於是,出現了通過與全球各企業集團聯手創造新附加價值的想法。當供應鏈管理在全球層面得到確立之時,企業內部貿易或集團內部貿易便應運而生。只要在日本構建起縱橫聯合就能取得勝利,這樣的方程式在過去20年間已經漸漸消失了。

產業基礎投資神話與高科技神話

「產業基礎投資神話」可以說是第三個神話。在過去的特定時期,當人們認為特定的產業可以支撐日本經濟時,產業基礎建設投資被定位成支撐經濟成長的支柱。然而,過去20年中,每逢經濟狀況惡化,不斷增大公共事業投資這種方法的非現實性,即與時代和社會不相符的一面就會相繼暴露出來,而且這也是導致日本財政赤字迅速膨脹的主要原因。考慮到這一點,就不能再相信那些認為產業基礎投資是日本走入高速成長期或醞釀時期的必要條件的論調了。

即使是基礎投資,達到一定的水準後,雖說會有維持修復或增加新功能的必要,但顯而易見的是,它不會帶動高速成長。

第四個神話是「高科技神話」。正如「輕薄短小」一詞所形容的那樣,所謂高科技指的是可以採用更簡便的結構實現相同的功能,或為大小相同的東西添加更多的功能。日本曾經出現了這種有關高科技的神話。但是,當新興經濟成為拉動世界經濟成長的主要力量後,在日本被稱為高科技的產品並沒有迎來客戶群的快速成長。當然,市場內部本來就存在「產品價格減半,只需必備功能就足夠了」這樣的想法。我們不得不說日本式的高科技神話就此破滅了。

微調整合技術與教育水準

第五個神話,可以說是包括系列交易等在內的「微調整合技術神話」。毫無疑問,在組裝工業所特有的微調整合技術方面,日本是具有優勢的。但現實是,進入零部件和資材廣範圍的外包業務時代後,跨國外包的結果,令微調整合技術的有效性相對降低了。當然,從類比到數位這種新技術載體的變化也是一個背景因素。進入平板電視時代後,零部件的組裝變得類似拼裝塑膠模型(玩具)一樣。結果,微調整合技術的優勢大大降低了。我們不得不說,這樣一來就產生了收益率的結構性低下問題。

第六個,是有關日本高超教育水準的神話。支撐了日本經濟高速成長的勞動者都擁有比其他各國更高的教育水準,這曾是一個規律。然而,當東亞地區的初等和中等教育體系完善後,人們發現日本的教育課程並沒有什麼獨特之處。我們應該認識到,只要不重新定義教育體系,令其激發出適應時代要求的活力,那麼希望藉助日本高超教育水準培育經濟發展人才的想法就無法成立。

綜上所述,可以說至少存在過這樣六個神話,並且,它們之間曾具有一種互補關係。也就是說,它們具有一種主題性,其中一個破滅,其他也會相繼破滅,或者進行新的調整。以往常常是從這六個神話的互補性來展開討論的,我們必須對此作出反省和總結。

全球化時代的成長基礎

21世紀,我們有必要奠定新的成長基礎。在這個時代,全球化的發展無疑將作為一個重大主題應運而生。

如果要問日本為何需要TPP(泛太平洋戰略經濟夥伴關係協議)、FTA(自由貿易協定)和EPA(經濟夥伴協定)等框架,或許其中的一個理由在於,今天這個時代,產業內部的分工帶來了產業內零部件和資材的跨國境流通。甚至是在企業或企業集團內,零部件和資材的跨國籌措採購也變得稀鬆平常了。在全球化的背景下,這已經成為企業或產業內部發揮特異性的方法。

針對如何發現作為新時代經濟成長人才的核心力量這一問題,每個企業都應自行思考,進而謀求集中經營資源。不得不說,全球化的背景在此具有極為重要的意義。

即使放眼整個東亞,也會出現這樣一個課題,即在工業化迅猛發展過程中,日本應該如何建立體系?承擔產業化金字塔中的哪個部分?在這個前提下,有必要開展認定可視化企業領域的工作。從這個意義上看,我們不得不說,日本內部之所以會強烈反對加入TPP,是因為社會內部對新時代的要求和培育21世紀新核心力量問題上極其無知,並且存在誤解。也許我們還將長期面對如何消除這種誤解的問題。

何為日本的優勢

那麼,日本的跨時代特徵是什麼呢?這就有必要重新提到基於日本式審美意識領域,亦所謂「匠」的世界。正如人們說中國是一個商人的國度,日本是一個手藝人的國度一樣,在日本,手藝人的世界非常與眾不同。我們習慣將技藝高超的手藝人稱為「匠」,可以說,這個詞濃縮了日本列島的審美意識,包含著通過手藝獲得的成就感,並存在著涉及教育和傳統傳承的體系。

在思考21世紀的日本將成為怎樣的社會時,難以選取特定的其他國家展開討論。不過進入21世紀後到訪日本的外國人中,越來越多的人表示感覺很像到了瑞士。或許我們多少應該意識到,奔波於世界的生意人、知識分子中,很多人對日本抱有「東方瑞士」的印象。瑞士在這種語境中,或許具有日本城市優美,水土、空氣清新,服務體貼周到之意。進一步說,意味著在工藝品或城市景觀等方面,也正在興起以審美意識為背景的重建改變。

在東亞地區,許多國家開始公開表達鮮明的自我主張,在這樣的環境中,日本的存在方式反而存在重新定義的一面。將手藝人的國度、「匠」之國的日本式審美意識,滲透至更廣的地區環境、城市環境乃至街道景觀之中,這有可能極具重要意義。3.11以後,日本國內也開始重新思考這一問題。

最後,筆者想談一談日本的領導力。思考一下失去的20年之所以出現的原因,正如前述六個成長神話的互補性所示,我們可以發現不少新事物遭到系統性排斥的現象。將其稱為「抵抗勢力」的存在是有一定意義的。毫無疑問,有一部分人,一方面依靠著以往成長神話背景下構建的社會機制,同時一直在冷靜思量自己的生活。然而,當各個日本企業開始思考如果拋開全球化這個前提就無法培育新的核心力量時,新的(即跨國企業的)合作與聯合或將成為思考新時代問題所不可或缺的要素。我們應該認識到,所謂21世紀的產業以及社會與政治的領導力,都將在明確怎樣的企業聯合會成為創建新型合作的關鍵這一過程中受到考驗。當這種領導力確立之時,或許我們就可以宣稱日本已逐漸找到了新的成長戰略。

  • [2012.10.19]

國際公共政策研究中心理事長。經濟評論家。生於1945年。完成東京大學研究所經濟學研究科碩士課程。歷任國民經濟研究協會主任研究員,21世紀政策研究所理事長。主要著書有《金融危機新全球經濟與日本的選擇》(新潮社,2012年)、《埋沒的國家》(講談社,2008年)等多部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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