徘徊於歧路的日韓關係：超越摩擦走向“深化”

日韓關係的現狀：反覆不斷的摩擦

最近一年來，日韓之間充滿糾葛。1998年10月，小淵惠三首相與金大中總統共同發表了《日韓夥伴關係宣言》，迎來雙邊關係的全盛時期，而此後的日韓關係不僅沒有“深化”，反倒給人一種在“倒退”的印象。從這個意義，或許可以說是日韓關係“失去的14年”。儘管盧武鉉政權在執政後期因領土問題而不惜發動“外交戰”，對日採取了強硬政策，但隨後上台的李明博政權提出了“實用主義”外交口號，同時在日本，傾向自由主義歷史認識的鳩山由紀夫民主黨政權上台，人們期待著日韓之間由此可以維持穩定的良好關係。

然而，這種“期待”徹底落空了。本來，在李明博政權上台後，除了日韓貨幣互換協議外就沒有取得什麼突出的成果，日韓FTA（自由貿易協定）談判也幾乎毫無進展。同時，由於日本政府表明了“竹島是我國固有領土”這一立場，於是兩國之間開始了“定期性”的反覆不斷的摩擦。

關於日韓索賠權的兩個判決與歷史問題“再次浮出水面”

出人意料的是，“定期”摩擦的導火線竟是韓國憲法法院於2011年8月做出的一個判決。過去，日本政府與韓國政府一直在1965年日韓索賠權協定的適用範圍這一問題上存在分歧，日方主張所有問題已得到解決，而韓方則主張從軍慰安婦等問題不在該協定適用範圍之內。判決認為，韓國政府擱置與日本政府的意見分歧而不進行交涉，這種“不作為”屬於違憲行為，向韓國政府提出了與日本政府談判的要求。

9月，組織民眾每週在日本大使館門前舉行“週三示威”的“挺對協（韓國挺身隊對策問題協議會）”在大使館前設置了象徵“從軍慰安婦紀念碑”的少女像。對此，韓國政府事實上“無視”了日本政府的抗議。於是從軍慰安婦問題再次受到關注。是年12月日在京都召開日韓首腦會議之際，針對野田首相提出的撤除紀念碑的要求，李明博總統應之以要求日方採取積極行動解決從軍慰安婦問題，為會談籠罩上一層緊張空氣。

此外，相關問題已通過日韓索賠權協定得到解決這種解釋，與吞併韓國是非法和無效的這一韓國官方的歷史觀存在衝突，因此，2012年5月，韓國最高法院做出了“具有劃時代意義的”判決，其主旨認為被徵用的韓國人仍擁有個人索賠權，日本企業具有支付應付報酬的義務。韓方從司法的立場觸及到深層的日韓歷史觀差異，並以此為根據，實際上對日韓通過邦交正常化謀取問題的政治性解決提出了質疑。如果貫徹這一理論，甚或將招致必須廢除日韓基本條約以重新舉行談判的爭論。

另外，歷史問題“重新浮出水面”導致日韓在安全保障領域的合作遭遇了緊急剎車。韓方大肆報道日本以修改原子能基本法為由謀圖實現核武裝，還介紹了野田首相在修改憲法解釋以認可行使集體自衛權問題上的積極態度，凸現了對日本意圖“成為軍事大國”的警惕感。此外，在韓國國內民眾要求謹慎對待的輿論背景下，原本應該順利簽署的GSOMIA（General Security of Military Information Agreement，日韓軍事情報全面保護協定）也在即將簽署之際被迫取消。要求慎重對待的呼聲背後，存在這樣一種觀點：和“無意反省歷史”就試圖走向“軍事大國”的日本開展“安全保障合作”這個問題，考慮到曾經遭受日本侵略的歷史，應該採取更加慎重的態度。

總統“視察竹島”

經過上述種種糾葛，2012年8月10日，李明博總統視察竹島（韓國稱獨島——譯註），並且在天皇訪韓問題上的發言，令人難以相信是出自一國政治領袖之口，這些都反映了韓國在歷史問題上對日採取的“強硬”態度。從李明博政權的立場來看，日本在慰安婦等歷史認識問題上的消極應對令人“忍無可忍”，於是決意邁出一向被視為“犯規動作”的登島視察這一步，以此作為對日本的“休克療法”。

然而，自盧武鉉政權以來，韓國認為竹島在1905年被列入日本領土純屬於日本侵略朝鮮半島的一環，將領土問題“處理為歷史問題”；與之相對，日本方面則始終認為領土問題與歷史問題不能混為一談。因此，李明博總統視察竹島之舉能否對日本政府應對慰安婦問題產生積極效果是個很大的疑問。日本一直認為韓國為了在其它問題上佔居有利地位，把歷史問題用作一張王牌，從結果上看，莫如說韓國增強了日本的這種根深蒂固的觀點，為歷史問題的解決帶來了負面影響。

處於結構變動期的日韓關係

在對日政策上，韓國歷代政權通常最初都會表現出友好和解的姿態，但如果沒有取得預期的成果，就會對日本失望，在政權末期陷入跛腳鴨窘境後，無法抑制國內的強硬輿​​論，再加上圖謀重新提升政權的支持率，於是會反過來對日採取強硬態度。這就是隨著韓國政局的發展，日韓摩擦加劇的機制。不可否認，在盧武鉉政權和李明博政權下，日韓關係都處在這樣一種週期中。不過，將現在的日韓關係僅僅定位為這種週期中的一個局面是否妥當呢？

冷戰結束後，特別是最近幾年來，日韓關係可謂瞬息萬變。現在，兩國關係正是處在這樣一種結構變動期中。過去25年間的日韓關係，出現了以下5種結構變化。（1）力量對比的相對均衡化，（2）體制價值觀的共有化，（3）日韓關係的多層化與多樣化，（4）彼此關注的質與量的均衡化，（5）在合作經驗的積累中產生新型認同感的可能性。以下將分別對這些內容做一具體說明。

（1）除了日韓在經濟實力方面的差距正迅速縮小外，韓國在國際社會中的地位也得到了顯著提高，兩國的外交實力也在不斷接近。

（2）韓國通過持續發展進入了已開發國家行列，實現了政治民主化，在東亞地區突顯了日韓之間擁有自由市場民主價值觀的共性。

（3）除了政府關係和經濟夥伴關係外，兩國還構建了包括市民社會關係在內的多層次關係，進而在政治經濟以外的文化等多元領域建立了關係。

（4）較之以往韓國社會對日本的濃厚興趣，日本社會對韓國的關注度較低；但隨著全球化進程的發展，韓國社會的對日關注度相對下降，日本社會對韓關注度反而有所提高，使兩者的彼此關注度趨於均衡。此外，韓國社會中的日本觀在全球化過程中受到“錘煉”，擺脫了單純的善惡問題，開始站在雙邊關係的角度來考慮日韓關係了。

（5）正如兩國共同主辦日韓世界杯等國際賽事，以及在對外援助方面展開合作所體現的那樣，兩國已經意識到在多邊協議框架中彼此利益接近，日韓處於通過合作可以提供國際性的公共財富的關係之中，這種觀念認識正日漸高漲。

在日韓均衡化過程中摩擦加劇的背景

在這種結構變化的過程中我們該如何解讀日韓摩擦不斷加劇的現狀呢？日韓兩國愈發均衡化、對等化、相似化，已經成為了在國際政治舞台上具有相似形象和力量的兩個鄰國。因此，在涉及理想的國際環境這一問題時，日韓呈現出了共享利害的趨勢。日韓有必要共享與美國之間的同盟關係，並展開合作，由此實現利益的最大化和成本的最小化。

同時，在對北韓政策和對華政策方面，與其它國家相比，日韓應該採取的政策也相對接近。對日本來說，較之於朝鮮在加深對華依賴的同時繼續開展旨在維持本國體制的核開發活動，更希望它朝著由韓國主導的朝鮮半島統一這一方向發展。此外，還可以藉日北韓邦交正常化來提升日本外交的存在感。如果日北韓邦交正常化與南北經濟合作能在緊密合作的基礎上得以實現，那麼對韓國而言也是一件好事。

在對華關係方面，隨著韓國自身與中國的經濟關係進一步加深，且不得不期待中國對北韓發揮影響力，因此限制了韓國與日本在對華問題上的協作一致。但是另一方面，為了構建對日韓有利的東亞國際秩序，必須要求中國扮演一個負責任的大國角色，而只有日韓聯手才能切實對華施加影響。此外，可以認為，日韓關係的多層化、多樣化發展進程，以及日韓合作關係的深化將使兩國開展這種合作的動機更加堅定。

可是，日韓的合作關係不會自動形成。甚至在某些情況下，日韓之間的共同利益有限，有時還會出現只有排斥對方才能享受的零和博弈的關係。此外，當雙方重視競爭關係時，即使可以實現互利，兩國也會從相對利益的角度來思考哪一方會分得更多的利益，當某一方不願意拉大彼此差距時，就會拒絕合作。因此，只有當合作可以更加有效地增加利益，而且這種利益不具有排他性，且處於優勢的一方願意接受彼此差距縮小這一變化時，雙方才容易選擇進行合作。

必須構建互信關係

具有決定意義的重要前提是存在最起碼的互信關係。因為如果無法信任對方，擔心不知何時會被對方搶占先機，就難以選擇合作。GSOMIA(軍事情報全面保護協定)和ACSA（Acquisition and Cross-Servicing Agreement，物資勞務相互提供協定）都是為了進一步促進日韓在對美同盟關係、對北韓政策和對華政策等問題上展開合作，實現更大的利益。但從韓國的角度來看，較之於那些利益，日本成為“軍事大國”將對自己更為不利。

同時，我們可以發現，對於象徵日韓關係多層化、多樣化的“韓流”現象，日韓的評價也存在差異。從日本的角度來看，或許會認為韓國文化在日本社會中的比重增大是日韓距離縮小的表現，但從韓國的角度來看，“韓流”是一種全球化現象，難以說是日韓間縮小了距離。因此，我們不能說日韓間文化交流密度的提高無條件地為增進日韓互信做出了貢獻。

綜上所述，日韓關係的結構變化十分顯著，單純從韓國國內政治週期來思考日韓摩擦現狀的做法存在局限性，而且，日韓關係的結構變化從某種意義上說並不會引起摩擦，而是意味著需要做出政治選擇。如此一來，做出怎樣的政治選擇就具有重要意義。怎樣的政治選擇才能開闢由結構變化產生的日韓關係的新的可能性？下面來思考一下這個問題的條件。

日韓的選擇：擺脫摩擦週期

可以認為，日韓的政治選擇之所以滋生了摩擦，主要存在以下幾點原因。就韓國而言，在面對日韓關係的對等化、均衡化等條件變化時，陷入了某種“混亂”之中。針對“大國”日本的意圖和能力既有“過高評價”的一面，同時在“期待落空”時有混雜著“過低評價”的一面。日本始終致力於成為“軍事大國”的觀點在韓國已被視為當然之事，甚至已達到了“不變的前提”這種程度。

另一方面，韓國社會正迅速失去長期以來將日本作為“目標、模範”的一面，甚至受到極端意象的支配，認為“已經沒有什麼值得學習的了”“也不指望日本發揮什麼有利於韓國的作用”，所以也就沒必要關注它了。尤其是年輕人中，對日本毫不關心的人不斷增加，超過了對日本抱有好惡感情的人。儘管日韓關係中存在其它重要問題，但唯有“歷史”問題至今仍被大書特書，原因也正在由此。

反過來從日本的角度來看，一方面，隨著日韓關係結構發生變化，韓國的戰略重要性上升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另一方面，面對韓國在日韓合作問題上“頑固不化的”消極態度，日本則陷入一種近乎“灰心”的狀態，認為“韓國不會改變態度”，“不能過於期待日韓合作”。換言之，甚至有這樣一種印象：在日韓難以共同實現潛在的合作可能性的前提下，反正難以展開合作，圍繞雙邊關係中的爭議問題，對立不斷升級也屬於沒有辦法。

可是，對於日韓而言，現實中替代深化日韓關係的行之有效的選項是否有可能存在呢？要維持提高日本在東亞地區的外交地位，在目前的實力狀況下，不易找到一種比進一步密切日韓關係更有效的選擇。這韓國也是同樣的。

日韓合作是處理對北韓關係的有效手段

那麼，日韓合作就真的那麼難以實現嗎？誠然，只要觀察最近日韓摩擦升級的態勢，就會再次深刻感受到深化日韓合作的並非易事。儘管如此，我們仍應留下選擇的餘地。雖說對韓國感到“灰心”，但就韓國社會中對日本同時抱有的“過高評價”和“過低評價”，日本是否開展了充分的外交活動，以試圖打消對方的不信任，並促使其認可日本的“價值”了呢？這是一個疑問。

毋庸贅述，讓可以妥協的領土問題演變成不能妥協的歷史問題等，存在著不能讓步的部分，但似乎我們還有一些餘地，比如針對慰安婦問題等有關歷史認識的各種問題，​​日本社會就可以迴避不必要的摩擦，並提出大膽方案，使韓國社會認識到“日本改變了，已經對歷史做出了反省”。韓國社會也應該避免對日本做出“過高評價”或“過低評價”這種極端、過度反應，樹立可對日本做出更公正評價的態度。因為與其說有利於日本，不如說如果無法公正評價日本的“利用價值”，對於韓國而言將是一種不幸。

尤其是在對北韓關係上，面對北韓對華依賴程度的加深和優先發展美北韓關係的戰略，對在六方會談中被“邊緣化”的日韓而言，將日北韓邦交正常化與南北經濟合作緊密聯繫起來，提高日韓在對北韓問題上的存在感，這樣的可能性應該是依然有效的。

政權更替，日韓關係可能“從負數的起步”

2012年12月19日，韓國將迎來執政下一個五年任期的總統選舉。執政黨新世界黨確定已故前總統朴正熙的長女朴槿惠為該黨總統候選人，但文在寅（現議員，盧武鉉財團理事長）、孫鶴圭（前議員，原京畿道知事）、金斗官（前慶尚南道知事）等人中誰會成為在野黨總統候選人卻尚不明了。尤其是他們將與最大在野黨民主統合黨的候選代表與黨外熱門候選人、在年輕人中極具人氣的安哲秀（首爾大學教授）展開怎樣的合作，是一個重要的變數(*1)。

就現狀而言，儘管對朴槿惠有利的格局不會發生變化，但仍不可掉以輕心。雖然人們通常會以執政黨即保守、在野黨即進步這種思維來劃分模式，但朴槿惠陣營明確了“脫離李明博”路線的態度，在經濟政策上強調“經濟民主化”和“福利”，此外還提出了將加強對北韓的干預等方針。這樣就難以看出它與在野黨之間的政策分歧了。

在這種情況下，日韓的摩擦不斷加劇。雖然這一問題不大可能成為選舉的主要爭論點，但無疑將會極大地制約新政權的對日政策，下屆新政權或許會不同於以往的政權，不得不從一開始就採取對日“強硬”政策。不過，在某種意義，這是“從負數的起步”，莫如說可供採用的選擇會更多。另一方面，日本預計也將在近期舉行大選，而形成穩定政權的可能性較低。在此過程中，針對領土問題的態度將會成為選舉的爭論點，在找不到有效對策的背景下，新政權傾向於支持採取“強硬”對策的可能性也不容否認。

針對日韓關係的現狀，我們不得不憂慮“是否連GSOMIA這種程度的合作都無法展開”。讓日本方面在歷史認識問題上的大膽提案促進韓國對日本做出公正的評價，這樣才能在日韓互益這一意義上構建戰略關係，日韓能否做出這樣的選擇？如今正是經受考驗之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