專題 東日本大地震2週年
無聲吶喊的死者與目不可見的悲傷

若松英輔 [作者簡介]

[2013.05.15] 其它語言:ENGLISH | 日本語 | 简体字 | FRANÇAIS | ESPAÑOL | العربية |

與「死者」對話,共同生存下去——只有立足於這種思維才能開闢真正的「重建」之路。敢想敢言的新一代評論家若松英輔認為,要生活在「3.11」後的世上就不應無視「死者」的存在。

作為作者,如果,在試圖定位見證的地點與主題的時候,我成功地建立了一些使未來新倫理學領域的製圖師得以自我定位的路標的話,我便對我的工作感到滿意。換言之,如果這本書,只要它在糾正一些我們用來記錄世紀的決定性教益的術語上是成功的,如果這本書使我們能夠丟棄某些特定的言語並在別的意義上理解另一些言語的話,那麼,我就是滿意的。

喬治・阿甘本(Giorgio Agamben)《奧斯威辛的剩餘:見證與檔案(Quel che resta di Auschwitz)》

儘管東日本大地震已經過去兩年時間,但重建工作至今仍是最緊迫的問題。我們必須實現重建。然而與此同時,如今我們似乎也應該再次明確什麼被破壞了、什麼被奪去了,以及我們失去了什麼等問題。這會告訴我們尚未失去哪些東西。無法想起曾經得到什麼的人,如何能夠找回迷失的東西呢? 

在悲傷的彼岸與死者對話

2013年3月3日,朝日新聞的早報刊登了這樣一篇文章。記者前往在海嘯中受到毀滅性破壞的陸前高田,採訪了一位老人。1年前,該記者也曾採訪過這位老人。老人這樣說到:「他來到我的夢裏,我很高興。因為我們可以在夢裏交談,我聽到他叫我:「什麼事,爺爺」。」

老人的孫子就在即將讀小學時被這場海嘯無情地吞噬了。一年後,當孫子出現在老人的夢境中時,他個子長高了,穿著和其他小學生一樣的校服,還加入了少棒隊。爺爺招呼他說:「你在和大家一起玩呀。」孫子叫做祐太。文章最後引用了老人的一句話——「我失去了祐太、老伴和姐姐。我曾經感到不知所措。可是,只要對著照片說話,就能和祐太生活在一起。」

我們該怎樣面對這樣一篇報道呢?老人的悲傷是無法想像的。可是,像老人這樣的聲音至今在災區仍比比皆是。他的哀嘆是對於第二人稱親人死亡的情感表現,從深層心理學角度而言,夢見死者身影恐怕也是他內心的一種無意識的願望吧。儘管我們不會明說,但大家都會這樣理解吧。

但是我懷疑老人的願望根本不是這樣的。他希望我們完全相信他說的。他並不希望別人理解自己悲傷的內情。悲傷的意義非但不容質疑,而且是十分充足的。現在的問題在於在悲傷的彼岸發生的、老人與孫子之間的對話。相較於自己的悲傷得到理解,他更希望找到一個人認同自己,願意承認他那已經死去、無法重逢的孫子在夢中的呼喚是現實中的事情。

失去了伴侶、孫子和姐姐,一度看似已經迷失生存意義的老人,在某一​​天對著照片說起話來。照片不會出聲。但當他面對照片之時,時空就悄悄打開了一扇未知的門。從中傳來孫子回應的無聲之「聲」。那種聲音雖然不會振動空氣,卻震撼了老人的靈魂。如果未曾每天通過照片與孫子對話,他或許早已無法活下去了。這當中不存在任何誇張的成分。若非如此,他又怎麼會對別人說那些話呢。記者在文章中寫到,他談起此事,一直講了幾個小時。

「歷史」的現代

無處寄託的思緒會潛入每個人的內心深處。人們總是難以說出缺少傾聽者的話語。當話語被接受之時,那些事件就會愈發具有真實的意味。老人並不懷疑孫子是「活著的」。然而,他希望讓自己與孫子對話的事實更加真切。扮演這種角色的自然是第三方了。需要有人傾聽他的訴說,對之做出回應,這樣的行為有時能幫助人脫離絕望的深淵。

文學批評家小林秀雄曾經說過,所謂「歷史」,就是失去孩子的母親的悲傷。長期以來,人們對這個說法賦予了各種解釋。也曾有人批評這是一種情感化的表述,將歷史替換成了個人的事情。然而,排斥被個人感情所反映的歷史到底又將是什麼呢?可以認為,那就是被稱為時代價值的東西,只不過是站在非常空洞的角度上談出的事件片段。

小林所說的「歷史」正是前面提到的老人的日常生活。這與談論所謂的「歷史認識」場合的「歷史」截然不同。「歷史」不能成為主張權利的源頭。然而,它將一直是人們日復一日不斷應對人際關係的根據。

對於母親而言,沒有什麼東西比悲傷更加真切,沒有什麼東西比悲傷更能讓自己與離世的孩子緊緊聯繫在一起。歷史總是伴隨著悲傷。歷史不會對排斥悲傷之人講述真相。只要回顧自己的生活就會發現,悲傷正是人生的出發點。真正經歷過悲傷之後,「人生」這樣一種無法逃避的事件才會拉開序幕。失去源自悲傷的想像力之後,現代就迷失了歷史。悲傷不會妨礙理性的功能。莫如說,還會為其提供補充和支持。

被寄託在奧斯威辛集中營倖存者身上的「語言」

下面引用的是現代義大利的代表思想家之一,喬治・阿甘本(Giorgio Agamben)撰寫的《奧斯威辛的剩餘:見證與檔案(Quel che resta di Auschwitz)》一書中的一段序言。正如標題中提到的那樣,文中所說的「倖存者證人們」是指在納粹德國強制收容猶太人的行動中被送入奧斯威辛集中營,最後僥倖生還的人們。作者揭示了「全面講述奧斯威辛集中營事件」的不可能性,即歷史的不可能性,並且闡明了其中存在著任何理論和概說都無法囊括的固有性和普遍性。

一方面,對於倖存者證人們而言,這是無可替代的真實,因而也是絕對無法遺忘的事情。可另一方面,作為其本身而言,這種真實簡直是無法想像的。換言之,無法通過構成那種真實的各種現實要素進行還原。(上村忠男、廣石正和譯)

作為活下來的人們,絕不可能忘記在收容所內的經歷。對於他們每一個人來說,那都不僅只是無可替代且不可侵犯的事件,更將永遠是一種無法還原成任何原理的經歷。其中存在完全排斥「奧斯威辛也就是……」這種說法的某些東西。在上一段文字之後,阿甘本談到了自己作品的性質,表示讀者或許會對自己並未寫到任何關於倖存者證言的新東西而感到失望。

作為形式而言,這本書可謂是對於證言的無止盡的注釋。可以認為,不可能存在其他做法。不過,由於在某個階段明確了證言中缺少一些具有本質意義的部分,即倖存者證人們對那些無法作證的事項做出了證言,因此為他們的證言添加注釋必然就意味著要考問其欠缺的部分,或者更確切地說,意味著試圖聆聽那些欠缺的部分。

面對證人的語言,看清語言深處的潛藏意義,只有這樣才能接近奧斯威辛集中營的事件,這便是「無止盡的注釋」。此時,相對於記述自己思想的著述者,他更希望成為保護當事人遺留語言的嚴肅守護者。這種態度也是作者對倖存者致以最高敬意的表現。 

倖存者會做出證言。然而,即便已對這些證言進行了充分討論,仍然存在一些始終無法填補的空缺。阿甘本表示,「倖存者證人們為那些無法作證的事項做出了證言」。除了他們以外,那些未能生還的死者們當時也在場。由於死者不能說話,所以會產生「空缺」。然而,針對「空缺」的部分,用無聲的「聲音」進行「講述」的卻也正是死者。阿甘本解讀生者的語言,嘗試為其添加注釋,並力圖還原死者寄託給生者的語言。「試圖聆聽那些欠缺的部分」。靜靜「講述」事件真相的正是死者們。可以認為,對於撰寫本書的他而言,這是近似於信念的一種堅信。

在精神之間呼應的語言所帶來的救贖

即使是不可見、不可觸及,或不可用數值換算的東西,也有可能存在。非但如此,在這些東西的面前,人們的生命還將更加富有內涵。信賴總是在行為中顯現,悲傷則無法名狀。然而,這些經歷往往可能成為決定我們一生的事件。進一步說,那些考問生存根本意義的現象經常會以不可見的形態出現。

語言不是工具。它絕不是一種用來呼喚既有事物的工具。當「意義」這樣一種不可見的東西從「存在」的深處顯現出來時,就會產生語言。語言將切分世界。「切分」指的是意義忽然從看似空無一物的混沌中浮現出來的現象。

失去希望,生活在暗夜中的日子裏,有沒有曾因為一句話而想要重新振作起來呢?這句話不一定是來自書籍或別人。許多時候它會是來自內心的催促。此時,語言會切分我們生存的意義。沒有語言,人就無法生存。語言本來的作用就是貼近人類。說句不怕招致誤解的話,可以說語言就是要觸動心靈。正因為如此,我們有時會受到語言的傷害,有時也會受到鼓舞,從中獲得生存的力量。

這正如同食物。食物並不只是果腹之物,它還在更深層次上支撐著我們的身心。對於吃飯的思考也將決定這個人的生命觀。新約聖經中描繪的吃飯場面,並非享樂的時刻,而是真正意義上的和解的景象。吃飯,不僅滋養肉體,還調養精神。

在將人與人聯繫在一起之時,食物就會轉化為「吃飯」這種行為,語言也是如此,在精神之間產生呼應時,就會展現其原有的功效。正如我們的身體依靠食物支撐一樣,我們的靈魂則是由語言塑造起來的。當支撐人類根基的語言消失之時,我們的靈魂就會飢餓、乾枯。

沉默也是一種「語言」

現代,不僅放棄了為那些無法言喻的東西賦予「形態」,甚至排斥承認這些東西的存在。無法言喻的東西絕非不可能存在的東西。莫如說,這些東西藏於「存在」的深處,不是輕易可以觸碰的,但它們卻向我們強烈地傾訴著某些事情。

悲傷往往近乎恐懼,威脅著人們。然而,不斷加深的悲傷總是會成為對於失去之物的無盡之愛。失去,會帶來流乾眼淚的悲傷。那種悲傷的深度原原本本地體現了愛意的深度。

已經忘卻沉默也是語言的一種功效的人,或許會對前面提到的老人說「請節哀」,嘗試鼓勵他振作。對於老人來說,悲傷並非殘害身體的東西,而是與逝去的親愛之人產生接觸的確切證據。為什麼他就必須放棄悲傷呢?前面提到的報紙報道用這樣一句話結束了全文。——老人名叫村上。「感受到老人思緒之深沉,我不禁流下了眼淚。村上老人靜靜地遞給我一張面紙」。此時的「眼淚」正是比任何言​​論都更能表示認同之意的「語言」。

老人說,就算是在夢中也好,自己希望見到孫子。恐怕所有失去親愛之人的人都會有這樣的心願。對於他們而言,死者是自己渴望重逢的對象,絕不是應該避諱的存在。不過,即使他們說盼望與死者重逢,也很少會有人認為真能實現。在這樣的情況下,他們必然會感到猶豫,是否應該談論自己與死者之間的往事,以及死者在自己心中的位置。

活著的死者與生者的合作

如果不能正當地談論死者,那麼恐怕有關地震的問題就始終會留下陰暗的一角。遇難者家屬正在那個角落裏嘆息,飽受折磨。正如文章開頭引用阿甘本的一段文字一樣,討論死者的目的在於為後代人群中將會出現的「未來新倫理學領域的製圖師」提供路標,同時,這也會成為「在別的意義上理解」死者這個詞彙的基礎。

當真正的重建得以實現之時,其中不可缺少死者的合作。死者始終與生者合作。守護、幫助生者,共同前進,這是死者被賦予的神聖義務。

死者並非形而上學的概念,莫如說是實在的。在展開論證之前,這恐怕早已是我們日常生活中經歷過的事情。所有生者都不知道死為何物。然而,許多人都接觸過死者。假如死亡會消滅存在,不再留下任何東西,那麼我們到底是在悼念誰呢?「悼念」絕不意味著埋葬逝者。「悼念」指的是內心為本來不可見的東西而動容。莫如說,我們必須回應「活著的死者」的呼喚,與之進行交流。

 

參考文獻

喬治・阿甘本(Giorgio Agamben)《奧斯威辛的剩餘:見證與檔案(Quel che resta di Auschwitz)》(上村忠男、廣石正和譯,月曜社,2001年)[正文中的引用出自該書序言]

朝日新聞2013年3月3日早報「即便是夢,也期待相逢」(伊豆丸展代)

 

標題圖片:在東日本大地震發生的同一時刻,為遇難者禱告的各地人們。(2013年3月11日,宮城縣南三陸町,圖片提供:AP/Aflo)

  • [2013.05.15]

評論家。1968年生於新潟縣。畢業於慶應義塾大學文學部法文科。曾憑藉「越知保夫與其時代」(《三田文學》,2007年)獲得三田文學新人獎評論作品獎。著書有《井筒俊彥睿智的哲學》(慶應義塾大學出版會,2011年)、《觸碰靈魂大地震與活著的死者》《與死者的對話》(均由Transview出版社出版,2012年)、《解讀內村鑑三》(岩波書店,2012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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