專題 靖國神社與日本的戰死者祭奠問題
靖國神社與戰犯 走向合祭的道路

日暮吉延 [作者簡介]

[2013.10.25] 其它語言:ENGLISH | 日本語 | 简体字 | FRANÇAIS | ESPAÑOL | العربية |

每年夏季,「日本政治家參拜供奉著戰犯的靖國神社」這樣的新聞報道總會引發爭論。為什麼神社會祭祀「罪犯」?「戰爭罪犯」指的是怎樣的人?《東京審判》一書的作者、帝京大學教授日暮吉延先生將就此展開闡述。

成為國際問題的首相參拜

每年,8月盛夏到來之際,靖國神社總會引發公眾關注。人們議論的話題都集中在首相和閣僚是否會在終戰紀念日參拜靖國神社,以及是否應該前去參拜。

2001年至2006年期間,小泉純一郎首相連續參拜靖國神社,引發周邊鄰國強烈抗議,令人記憶猶新。或許由於這段經歷給人的影響過於強烈,「後小泉時代」,再也沒有任何一位首相參拜過靖國神社。

據小泉解釋稱,參拜靖國神社是為了向不特定的眾多戰死者「表達哀悼、敬意和感謝之情」,並非意圖美化過去的軍國主義。可是,為何政府在每年8月15日主辦的全國戰死者追悼儀式不會引發任何問題,而日本首相參拜靖國神社就會受到外國批判,演變為國際問題呢?

答案很簡單。因為靖國神社內合祭著所謂的甲級戰犯。這就是人們提出甲級戰犯分祭論和廢祭論的理由所在。不過,分祭甲級戰犯是否就能解決問題呢?答案無從得知。因為靖國神社內還供奉著乙級和丙級戰犯,我們無法排除他們今後也成為外國攻擊對象的可能性。總而言之,靖國神社問題的根源在於「戰犯」(戰爭罪犯)。

因此,本文將嘗試闡述靖國神社中供奉的戰犯有些什麼人、他們為何被供奉在靖國神社這一宗教設施內、特別是合祭甲級戰犯這一行為背後具有怎樣的意義等問題。

甲級、乙級是一時權宜的分類

戰爭罪犯,指的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後同盟國的戰爭犯罪審判中遭到起訴的被告人。他們在審判時被追究的責任有以下三類戰爭犯罪行為(※1)

第一,將策劃、準備、發動、實施、共同謀劃侵略戰爭視為觸犯國際法的犯罪行為的「破壞和平罪」(甲級犯罪)。然而,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前,儘管侵略戰爭屬於「違法」,也不曾構成可以處罰個人的「犯罪」,因此這一直被詬病為事後法。

第二,傳統的「戰爭犯罪」(乙級犯罪)。早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前,國際法就允許處罰具有虐待俘虜、殺害占領地居民、破壞城市等違反戰爭法規行為之人。

第三,將針對普通民眾實施的非人道行為和迫害行為視為國際犯罪的「違反人道罪」(丙級犯罪)。由於納粹迫害德國猶太人(本國國民)及平時的行為無法按照乙級犯罪進行裁量,所以這是同盟國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末期全新制定的事後法。

關於「甲級」「乙級」這樣的犯罪類別,儘管「級」這個日語譯法會讓人產生級差感,但這只不過是同盟國方面一時權宜的分類,並不意味著「甲高乙低」這樣的犯罪輕重。

只有東京審判處理了甲級犯罪

在日本方面,判決「破壞和平罪=甲級犯罪」的就只有11個同盟國聯合審判28名日本高官的東京審判(遠東國際軍事法庭,1946—48年)。換言之,所謂「甲級戰犯」,即是東京審判的被告人。

在審判甲級戰犯時,由於爭論焦點在於是否參與了開戰等高層決策,所以被告人均為閣僚和陸海軍高官等國家軍政領導人。如果按照社會地位和官銜來說,相對於被追究乙級和丙級罪行的被告,甲級犯罪的被告全都是「大人物」(此外,除了甲級犯罪外,乙級和丙級的殘暴行為也在東京審判中受到了起訴)。

另一方面,各同盟國分別實施的乙級和丙級戰犯審判是僅對乙級和丙級殘暴行為追究責任的軍事審判。比如,美國的橫濱審判、英國的新加坡審判、荷蘭的巴達威亞審判、中國的南京審判等。

在各國的審判中被追究責任的是虐待俘虜等違反戰爭法規的行為,被告人多數是下級士官和士兵。據厚生省的統計顯示,受到乙級和丙級罪行審判的被告人總數(公判過程中死去的人除外)為4,830人。

靖國神社合祭的歷史由來與期待此舉的感情

那麼,讓我們一起來了解一下戰犯為何又如何被合祭到了靖國神社之中。

再說,當時人們為什麼希望靖國神社合祭戰犯呢?

靖國神社是將為國家殉難的英靈作為祭神(神社中供奉的神明——譯註)進行祭祀的一座神社,而戰爭時期,眾多日本軍人戰死前曾相約「(死後)在靖國神社重聚」。總之,被祭入靖國神社,就證明此人是殉國者,其死亡具有崇高意義。

魂斷刑場的戰犯們也是如此,早在盟軍占領時代,那些戰犯的遺屬們就一直希望親人能得以合祭。在1951年末的參議院法務委員會上,戰犯家屬聯合團體——東京留守家族會會長今村hisa(陸軍大將今村均(※2)的夫人)代為表達了遺屬們的心情。

「我們都是軍人遺屬,但由於作為戰犯被處決的親人現在無法進入靖國神社受到供奉,所以大家感到臉上無光、心寒無奈,實在令人同情。」

盟軍占領時代的結束,即日本恢復主權為此帶來了轉機。法務省在1952年5月發布的通告中宣布取消過去將戰犯與日本的法院判刑之人同等對待的相關解釋,同意恢復戰犯的公民權。

自1953年起,日本開展了有關公共援助的法律修訂工作,將戰犯的被處決死亡和獄中死亡均算作相當於因公死亡的「法務死亡」。同時,接受日本遺族會(1947年成立)等組織的請願,厚生省(現在的厚生勞動省)與靖國神社於1956年啟動了「合祭事務合作」。

湧入厚生省的舊軍人勢力

為什麼厚生省會介入靖國神社合祭問題呢?

戰前的靖國神社是由陸軍省、海軍省和內務省管理運營的一個特殊的國家機關,祭神名票(計劃合祭人員的名單)一直由陸軍省和海軍省負責製作。

到了戰後,靖國神社於1946年9月變為民間的宗教法人,日本國憲法第20條提出了政教分離的原則。儘管如此,由於宗教法人無法判斷戰死者和被處決的戰犯身分,所以最終只能依賴於國家的調查能力。

另一方面,戰前主管靖國神社的陸軍省和海軍省因占領軍的非軍事化政策而在1945年末解體,變為了負責處理善後工作的第一、第二復員省。之後又經歷多次改組,自1954年4月起,作為厚生省內的回撤援護局(1961年起改為厚生省援護局)接管了軍人及戰犯的援助工作。這樣一段改組的歷史,使得大量舊軍人湧入了回撤援護局。

祭神名票的製作流程如下所示。

(1)靖國神社向中央政府詢問戰死者訊息。
(2)收到查詢申請後,厚生省向各都道府縣發出委託調查通知。市町村負責確認死者訊息的具體工作。
(3)厚生省匯總調查結果,製作祭神名票,送交靖國神社。
(4)靖國神社最終確定合祭名單。

據說經過這些步驟後,1959年4月的臨時大祭基本上完成了「大東亞戰爭相關戰死者的合祭事宜」(※3)

乙級和丙級戰犯的合祭

普通戰死者合祭工作接近尾聲之際,恰好迎來了戰犯問題的最終解決。具體來說,截至1958年5月,此前一直在巢鴨監獄服刑的戰犯全部獲得了假釋,並於同年末刑滿釋放。這樣一來,戰犯的合祭就愈發成為了一個現實問題。

對戰犯合祭持積極態度的是舊軍人隸屬的厚生省回撤援護局。該局顧忌輿論的反對,首先採取了「低調」合祭乙級和丙級戰犯的方針,於1959年3月首次向靖國神社送交了這兩類戰犯的祭神名票。

當時靖國神社的最高神官是筑波藤麿侯爵(原山階宮藤麿王)。男性皇族通常會成為職業軍人,但筑波是個例外,他在東京帝國大學主攻國史學,由皇族降為臣籍後,從1946年起擔任靖國神社最高神官長達32年之久(※4)

筑波與靖國神社迅速同意了合祭乙級和丙級戰犯。收到名票的次月,即4月便合祭了346柱(日語中稱呼牌位時以「柱」為單位——譯註)。此後,截至1967年10月,靖國神社分4次合祭了共984柱乙級和丙級戰犯。而且,據說合祭戰犯之際,並未徵求遺屬的同意(也有部分遺屬不希望合祭)。

然而,厚生省針對靖國神社合祭問題提供的事務支持及下發地方自治體的通知可能會與政教分離的原則發生抵觸。因此,厚生省於1971年2月向各都道府縣發出通知,稱1956—70年的「有關合祭事務合作的各項通知均將作廢」(※5)

謹慎推進的甲級戰犯合祭事宜

如上所述,即便是在合祭無名之輩占多數的乙級和丙級戰犯時,有關部門也十分小心謹慎。針對個個都是大人物的甲級戰犯,就更是謹小慎微了。

厚生省將12名甲級戰犯的祭神名票送交靖國神社,是在乙級和丙級戰犯合祭工作已取得極大進展的1966年2月。這12人中有7人被處以絞刑(土肥原賢二、廣田弘毅、板垣征四郎、木村兵太郎、松井石根、武藤章、東條英機),還有5人(平沼騏一郎、小磯國昭、白鳥敏夫、東鄉茂德、梅津美治郎)在判決後的服刑期間病死。另外,在此階段,接受判決前已病死的松岡洋右和永野修身則按照有別於這12人的標準予以處理。

1969年1月,厚生省援護局與靖國神社就合祭甲級戰犯以及「避免對外公布」等問題達成了一致。但後來卻始終未能實現合祭。

急不可耐的靖國神社崇敬者總代會(靖國神社的決策機關)做出合祭甲級戰犯的決議,向有關方面施加了壓力。做出該決議的背景原因在於他們支持東京審判全面否定論——不合祭甲級戰犯「就相當於認可了東京審判的結果」。然而,關於何時實施合祭工作,則要聽從最高神官的決定,作為舊皇族的筑波表現出了極力想要推遲合祭甲級戰犯的態度。

最高神官全面否定東京審判的閃電行動

可是,1978年3月,筑波猝然離世。同年7月,松平永芳接任了最高神官一職。他是福井藩主松平春嶽之孫、宮內大臣松平慶民之子,戰敗時擔任海軍少佐,戰後歸入陸上自衛隊。其岳父醍醐忠重在戰時官拜海軍中將,在荷蘭的乙級和丙級戰犯審判中被處以槍決,後被送入靖國神社合祭(※6)

松平信奉必須否定「『責任完全在於日本』的東京審判歷史觀」這樣一種充滿意識形態色彩的東京審判全面否定論,於1978年10月17日秘密合祭了包括松岡和永野在內的14柱甲級戰犯。此時距離他上任僅3個月,可謂是一次電光石火般的閃電行動。

儘管合祭甲級戰犯的事實早在次年4月就已見諸報端,但當時並未引發大的騷動。可是,終戰40週年的1985年8月15日,中曾根康弘首相決定正式參拜靖國神社,遭到了周邊鄰國的激烈批判。

因此,中曾根以照顧當時中國胡耀邦政權的情緒為由,取消了次年的參拜行動。可以說,內閣總理大臣參拜靖國神社招致外國的過激抗議和外交停滯這樣一種惡性循環正是始於中曾根首相的那次正式參拜。

總而言之,合祭甲級戰犯這一行為具有超越了純粹的祭奠和安魂目的的、明確的政治意義。換句話說,靖國神社合祭甲級戰犯是旨在全面否定東京審判的一項精神政策,是受宣稱日本過往行為具有正義與正當性這種歷史認識驅使的一項行動。

(2013年8月11日)

標題圖片:國會議員們參拜靖國神社(2013年8月15日,AP/Aflo)

(※1)^ 日暮吉延《東京審判》(講談社現代新書,2008年)。

(※2)^ 今村均(1886—19680)。在澳洲的乙級和丙級戰犯審判中被判決有罪,服刑至1954年。

(※3)^ 神社本廳編《靖國神社》(PHP研究所,2012年)。

(※4)^ 淺見雅男《皇族與帝國陸海軍》(文春新書,2010年)。

(※5)^ 國立國會圖書館調查及立法考查局編《新編靖國神社問題資料集》(國立國會圖書館,2007年)。

(※6)^ 每日新聞「靖國神社」採訪組《靖國神社戰後秘史》(每日新聞社,2007年)、秦郁彥《靖國神社的祭神們》(新潮選書,2010年)。

  • [2013.10.25]

帝京大學教授。專攻日本政治外交史。1962年生於東京。 1993年立教大學研究所博士課程屆滿退學。 2000年獲得學習院大學博士學位(政治學)。曾任鹿兒島大學副教授、教授等職,2012年起任現職。著書《東京審判的國際關係》(木鐸社,2002年)獲吉田茂獎,《東京審判》(講談社現代新書,2008年)獲三得利學藝獎。另著有《正確解讀東京審判》(文春新書,2008年,合著)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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