專題 安倍「經濟成長戰略」的實效性
讓日本農業重獲「三個自由」

淺川芳裕 [作者簡介]

[2013.12.27] 其它語言:ENGLISH | 日本語 | 简体字 | FRANÇAIS |

安倍政權一方面在進行加入跨太平洋夥伴關係協議(TPP)的談判,一方面推出了農業發展戰略。農業記者淺川芳裕先生將深入挖掘該戰略的本質問題,提出大膽的自由化戰略。

安倍政權就是否要開展談判加入跨太平洋夥伴關係協議(TPP)這一懸案做出了決斷,同時又在努力謀求擴大農產品出口。

儘管這值得肯定,但實際上自由民主黨安倍政權上臺以來,日本的農業政策環境甚至比民主黨執政時代更加惡化。筆者將首先分析這個問題。

2013年度面向農戶的大部分預算都花費在農業從業者分戶所得補償制度上,這一制度完全是從前政權繼承而來的(只是名稱改為了「經營所得穩定對策」)。其金額高達7,200億日圓。簡而言之,該制度認為農業是虧損產業,應由政府對農戶的所得進行補償。儘管在野黨時代的自民黨曾猛烈抨擊該政策,但現在卻宣布要沿用至下一個年度。

安倍政權的「所得倍增戰略」比社會主義還糟糕

另一方面,安倍晉三首相又推出了與所得補償截然相悖的「農業與農村所得倍增目標10年戰略」。這反而劣於民主黨的政策,是一項典型的愚蠢政策。其理由有二。

第一,即使政府設定了使某個產業整體所得倍增的目標,也絕不可能實現。

回顧過去,我們可以清楚地看到,國家政權對產業運營發號施令的社會主義在歷史上從未獲得過成功,均以失敗告終。即便是舊共產主義世界的經濟政策,也只是5年計劃,而此次的所得倍增戰略卻是一個10年計劃,時間長了一倍。在顧客需求紛繁變化的背景下,制定10年計劃這一想法本身就比社會主義還糟糕。所得倍增戰略的宣傳口號是通過「政策總動員」來實現目標。政治家和官僚全權負責制定所有政策,全國農戶只要奉命執行即可所得翻倍,這簡直就是惡魔的誘惑。

第二,政策目標的指標毫無意義。這裏說的指標是「所得」。聽到所得倍增,可能大家會產生錯覺認為這意味著農戶人均所得翻一倍,但其實根本不是如此。政府用來作為指標的是統計學上表示農業總所得的「農業生產淨值」。

政府宣稱「最近20年,農業所得從6兆日圓減少到了3兆日圓」(安倍首相),並將此作為制定所得倍增政策的根據,這其實是一種事實認識錯誤。

各個產業的總所得在不同的時代會有所變化。過去20年間,就各產業GDP在日本經濟中所占的比例來看,農林水產業和製造業分別減少了​​0.6%(出處:筆者依據聯合國統計司「GDP/breakdown at current prices」對2011年和1991年數據進行比較後計算得出)和4.5%,服務業則實現了相應的成長。儘管如此,但是否有誰聽說過服務業從業者賺得要命的事情呢?答案顯而易見。總所得與個人所得的增減並沒有直接關係,是增是減取決於各個農場和農場經營者。

這也並非日本特有的情況。實際上,下列國家的農業在GDP中所占比例分別為英國0.7%、德國0.8%、美國1.1%、日本1.1%和法國2%(2012年,CIA World Factbook)。在此背景下,少而精的農戶會配合高水準化、多樣化發展的飲食市場,提高技術實力和生產能力,已開發國家的農戶將不斷提升產品附加價值。無論在任何時代,提高人均生產力都具有重要意義。也就是說關鍵在於,通過經營者和工作人員的努力,效率是否得到了改善。

為了認清真正的事實,筆者調查了農業生產力的變化情況。過去10年間,日本的農業生產力提高了約20%,年均上升率為1.8%(1998年—2008年,日本生產力本部調查)。另一方面,農業從業者人數卻年均減少了1.6%。換言之,儘管農戶數量持續減少,但通過提高收穫量、擴大規模和增加僱工人數,即革新技術、增加資本和增加勞動力等手段來提高生產力的農戶卻在不斷增多。

所得倍增政策認為個人應該服從整體利益(農業總所得),這是該政策的觀念根源所在。這叫做「全體主義」。這就如同持續40多年的大米減反政策,催生的無非是新型干預、新型強制手段的、將會威脅農戶自由的單個政策的集合體。

「農業人口老齡化」危機論的謊言

或許有人會說「農業人口正在日趨老齡化。因此農業沒有未來」。但真相絕非如此。絕大多數人並不了解,雖說60%以上的農業人口年逾65歲,但我們日常購買的國產農產品中,產自65歲以上農民之手的比例僅占10%(筆者依據農林水產省統計數據計算得出)。

這具有其必然性。65歲以上的農業從業者中,半數以上年逾75歲,無論精神多好,在提高生產力方面也存在局限性。我們更不應該忘記,他們即使不生產任何農產品,但只因為擁有一定面積以上的農地就被算作了農戶。

而另一方面,包括年輕人在內,受僱於個人農場和農業法人的員工逐年遞增。其總人數達到了232萬人(2010年世界農林業統計調查)。但僅僅是因為沒有農地,農水省的統計就沒有將這些為我們提供食物的農業從業者算作農戶。為了鼓吹農業危機論,這些統計肆意地散播著謊言。

避免日本農業走向崩潰的「自由化5條」

農業政策真正需要的既不是民主黨時代的所得補償,也不是現在自民黨的所得倍增。而是要促進全國的農場實現健康的盈利經營,不再依賴於中央政府。那麼,應該做些什麼?作為具體政策,筆者提出了「日本農業自由化5條」。

① 廢除針對特定作物的優惠政策。

在現行政策下,種植國家指定的特定作物(水稻、小麥、大豆、蕎麥、甘蔗等)的農戶將獲得按單位面積發放的交付金​​(分戶所得補償)。儘管日本多年來一直實施該政策,力圖振興農業,但現實效果卻是適得其反。補助額越高的作物,市場價格越低,種植該作物的農戶虧損程度越嚴重。

因此,應該廢除現行制度,無論種植什麼,都按單位面積發放統一的金額。同時,以法律的形式規定每年遞減5%的補助,20年後完全停止補助。這樣一來,吸引農戶種植高補助作物的激勵效應將消失。選擇種植什麼,這個重要的經營判斷將由各家農戶自己決定。同時,農戶將主動推進技術及能力開發,在農場的經營上堅持削減成本和市場營銷活動,努力實現盈利,彌補減少的補助金收入。如此一來,由於附加價值增加,農場的實際所得也將增加。

② 徹底廢除減反政策。

全力保障「農戶的種植自由」是實現①的必要條件。因此,最重要的政策轉變在於徹底廢除減反政策。目前,由於政府的干預,全國40%以上的水田都無法種植水稻。如果能消除這種干預,那大家就可以100%地利用自己的農地了。各農戶可以充分利用有限的經營資源,最終奠定朝著增收增益型農業方向發展的經營基礎。

③ 形成符合生產力水準的農地價格。

政府的現行制度導致日本的農地價格被人為地抬高,擠壓了意圖擴大規模的農戶的收益結構。應該依據收益還原法,下調徵用價格,設定上限。這樣將會產生一種不是與不動產的資產價值,而是與農地農產品的收益性聯繫的農地市場。

④ 將農戶背負的土地改良費債務一筆勾銷。

由於農業土木特許權的存在,一些非必要的工程也需要啟動,迫使農戶需要承擔部分費用,導致財務狀況惡化。作為對農戶實現①—③的補償,應將其債務一筆勾銷。要轉變政策,幫助農戶改善現金流量狀況,提高其配合農場長遠規劃進行自主投資的能力。

⑤ 採取措施促進「棄權農戶」「不在地主」退出,促進更多新力量參與

應該引入民間主導的競標制度,將農地與資產一起出讓,以促進無意繼續務農的農戶儘早棄農。賣家除了農地外,還牽掛著倉庫、農機具、住房等農場資產的轉讓收益,但按照現有制度,只能由農業委員會與當地農戶溝通交涉,很難找到買家。問題的關鍵在於,要找到比現主人更能發現農產資產價值的買家。換言之,必須要打破目前這種當地農戶優先的封閉式交易方式,實現農地市場自由化,從而推動更多新力量參與。

只要實現上述5條,農業從業者就可以選定符合顧客需求的作物品種,致力於經營基礎的建設。無論在任何時代,都只有能夠維持盈利經營的農戶方可生存下來。充滿熱忱與精力的農戶所盼望的是在實現與海外的農業自由化之前,首先實現國內的農業自由化。認為加入TPP後「日本農業將會崩潰」的論調正炒的沸沸揚揚,殊不知最重要的卻是每個農場的經營。

打破「禁區」實現食材進口自由化並下調關稅

另一方面,安倍政權宣稱將促進農產品的發展,而要實現這一步則必須完成重大的政策轉變。

早在奪取政權之前,安倍首相就一直強調「考慮到農業的未來,需要提升競爭力,出口農產品」。然而,想增加出口,必須滿足一個必要條件。那就是要實現作為國家貿易對象的、已成為高關稅徵收對象的基本食材(大米、小麥、奶油等乳製品、澱粉、砂糖、豬牛肉等)的進口自由化並下調關稅。

目前,國內食品產業採購這些基本食材時,要在國際價格的基礎上多支付百分之數百的關稅。這就像製造業以別國2、3倍的價格採購石油和鐵等物品一樣。如此一來,無論日本食品的品質多高,也不可能在國際競爭中獲勝。因此,許多食品製造商不得不將業務轉移到海外。而國內農戶70%的實際需求來自這些加工業者,對於應該是受到了中央政府保護的國內農戶而言,高關稅趕跑了自己的客戶。

像日本這樣食品加工技術先進的已開發國家,如果能以國際價格進口原材料,​​那麼加工產業就會獲得競爭力,農產加工品的出口量也將成長。進而,作為出口型商品的原料的國產農產品的需求和競爭力也將得到激發。換言之,即使農戶不直接出口,用於加工出口的國產原料市場也將大幅擴大,起到提升國內農業生產額的效果。

實際上,農業出口大國即是農業進口大國。比如,全球第一大農產品出口國美國便是全球第一大農業進口國。全球第三大農產品出口國德國是全球第三大農產品進口國,全球第四大農產品出口國法國是全球第五大農產品進口國。此外,全球第二大農產品出口國荷蘭,雖然人口數量排在全球第58位,但進口額卻名列全球第七。這是因為該國一方面通過農業技術革新和重點生產競爭力強的蔬菜和花卉等手段來擴大出口,一方面又以國際價格進口優質原材料在國內加工後對外出口。

恢復「三個自由」是力度最大的改革

與荷蘭的自由觀念截然相悖,自民黨將大米、小麥、豬牛肉、砂糖和乳製品定為五項重點產品,承諾在TPP談判中會把它們作為「禁區」,對其實施關稅自由化的例外處理。安倍首相如果真想通過自由貿易來擴大農產品出口,那就應該立刻收回此項承諾(從這個意義來說,圍繞TPP中農業關稅的談判越是失敗,實際上就越是勝利)。

另外,安倍政權明明提出了農產品出口翻倍的目標,但用於促進實現該目標的2013年度預算僅為11億日圓,尚不足分戶所得補償預算的500分之1,這就是我國農業政策的現實狀況。

無需浪費稅金,又可促使日本農業獲得長足發展,唯一的戰略做法正是通過TPP廢除高關稅政策。TPP允許各方擁有10到20年緩衝期以降低和取消關稅。只要讓削減國內補助金的時間和降低關稅的時間保持同步,我們就可以同時享受國內農業自由化和農業國際化所帶來的雙重利益。

綜上所述,日本農業和食品產業缺少的是三個自由。即「無關稅的購買自由」「無政府指令的種植自由」「任何個人和團體都可參入的農業從業自由(新進自由)」。

讓農戶獨立,並且不要再干涉食品產業的發展,這才是高唱「恢復日本往日輝煌」的安倍政權在農業政策上的最大使命。只有不善選舉的政治家才會因不依賴中央政府的獨立農戶和食品企業增多而感到棘手。

最大的問題在於,大量這樣的農水族議員(族議員指的是維護特定集團利益的議員集團——譯註)通過此前的眾議院選舉和參議院選舉重新活躍在政壇之上了。他們只能依靠在農業領域廣撒補助金的方式來保住「票田」(有望獲得大量選票的選區——譯註)。

安倍首相不能因為族議員的強烈反對而在改革道路上踟躕不前。已擺脫扭曲國會局面,建立起穩定政權的現階段,正是為「恢復三個自由」而發揮領導力,推動農業改革的絕佳時機。

(2013年9月10日)

  • [2013.12.27]

1974年生於山口市。記者。《農業商務》總編兼馬鈴薯專業雜誌《Potato Culture》總編。著書有《日本是全球第五的農業大國》(講談社,2010年)、《日本將通過TPP成為世界第一的農業大國》(bestsellers,2012年)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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