尖阁诸岛、西南诸岛岛链、西太平洋——日中最前线与通向未来之路

近年来，中国急剧增强的海军力量和强硬的海洋扩张已成为严重影响亚太地区稳定的不安因素。 因中国偏离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等国际规则提出的主张而引发的南支那海（南海——译注）海域相关问题，以及日中两国围绕尖阁诸岛问题在东支那海（东海——译注）海域不断尖锐化的摩擦，已经成为重大地区问题。

作为支撑这种“通过力量改变现状”相关尝试的战略，中国提出了意图将美军影响力排除在中国近海及西太平洋地区之外的“反介入和区域拒止”（A2/AD＝anti-access and area denial）概念。(*1)而美国也通过以外交和国防战略的“再平衡”为代表的重视亚太政策予以了回应。在这种形势下，受到两国立场不同及两国国民意识分歧尖锐化等“负面因素”的影响，日中两国始终找不到改善冰冷关系的奇招。

除了中国在尖阁诸岛海域的挑衅活动外，近年来中国人民解放军海空军部队越过日本西南诸岛进入西太平洋地区并实施演习的行为，也已经成为地区安保方面的重大关注点。在此情况下，两国之间的缺乏相互理解以及误解很可能导致海上自卫队与中国海军之间爆发非预期的军事冲突，这种危险性令人担忧。制定旨在防范日中之间出现不测事态的对策已成为燃眉之急，但我们却看不到任何进展。着眼于上述形势认识，笔者将立足于自己在海上自卫队任职时的经验和退役后从日中交流活动中获得的见解，对安保层面的两国关系现状和改善关系的方向加以分析阐述。

尖阁诸岛海域趋于暂时平稳状态

2012年9月，日本政府购买尖阁3岛并实施国有化，中国国内的民族主义情绪达到沸点，爆发了全国性的大规模反日运动，日中关系由此降至冰点。中国公务船从2008年开始在尖阁诸岛海域游弋，2010年秋，借中国渔船冲撞海上保安厅巡逻船事件之机，中国公务船开始了常态化巡航。同年12月，日本又确认了中国飞机首次侵入尖阁诸岛领空，事态迅速恶化。2013年7月，中国将四个海事部门（海监、原海警、渔政、海关）整合组建了中国海警局，确立了明确反映国家意志的行动实施体制。(*2)截至2014年4月，自尖阁诸岛国有化以来，中国公务船已侵入尖阁诸岛海域的日本领海达50次。

针对中方的上述挑衅行为，海上保安厅派出了数艘巡逻船开展常态化警备巡航。很明显,日本主要是由海上保安厅负责这方面警戒行动。但有个问题是，作为执法部门的海上保安厅只可对民间对象加以管束，对外国公务船违法行为行使武力的做法不被允许，最多只能“警告和要求离开”。此外，海上保安法规定海上保安厅的任务是“确保海上安全和治安”，并没有保卫领海的任务。目前在尖阁诸岛海域，执行确保海上安全和治安任务的巡逻船的警戒行动就是威慑试图侵入日本领海的中国公务船，并阻止其侵入后在领海内长时间停留，日本借此勉强维持着实际控制。

上世纪60年代后期，两国在尖阁诸岛问题上的对立骤然显现，此后日趋紧张，自2008年开始迅速恶化。不过，即使是在日本政府对尖阁诸岛实施国有化，对立紧张气氛达到顶点之后，自2013年年中以来，两国巡逻船的“对峙”也只是维持在大致相同的水平。可以推测，这是一个征兆，表明两国政府已开始通过避免尖阁诸岛形势继续恶化的方式，追求作为关系改善之前提的、平静的日中关系。两国都在努力控制各自的国内舆论，特别是中方一直在努力遏制民族主义和反日情绪走向危险境地。

作为佐证事例则可看到，海上自卫队与中国海军均未加入到该海域的巡逻船当中来，只是协助开展海上监控和远距离待命以备应对不测事态。这种保持克制的措施可谓是一种既符合常识又考虑到了现实利益的思想的表现，即中方也担忧日中关系的现状，纵然没有特效药，也不希望尖阁诸岛形势继续恶化，因为这是循序渐进并且在可能的范围内摸索改善关系之路的前提条件。虽然这是一个可喜的征兆，但作为日本而言，仍不可放松常态化的警戒和应对不测事态的准备工作，必须为事态发展做好软硬两手准备。

西南诸岛岛链与西太平洋地区形势日趋紧张

不同于已经开始呈现持续平稳状态征兆的尖阁诸岛问题，纵观整个西南诸岛海域，紧张程度还在日益升级。由于许多媒体都将中国海空军部队从东支那海挺进西太平洋地区的举动与尖阁诸岛问题关联起来进行报道，所以人们容易将中方军队的部署误解为围绕尖阁诸岛问题的挑衅和示威行动。当然，这种部署广义上算是示威行动，但中国此举的真正目的并非示威，而是一种与重点防范自卫队和美军的A2/AD战略相联动的纯军事行动。2013年10月，中国在西南诸岛南方海域举行了由海军三大舰队（北海舰队、东海舰队、南海舰队）全体参与、包含了极高难度的训练内容的“机动5号”演习。2008年以来，中国海军部队每年通过西南诸岛的次数如下表所示。

2008年以来中国海军部队通过西南诸岛的次数

出处：2008-2012年的数据摘自《2013年版防卫白皮书》（2013年），2013年数据由笔者统计得出。

可以推测，对于中国军队而言，在西南诸岛海域的训练显然具有（1）掌握如何在进入西太平洋时排除日美阻碍并通过岛链的要领、（2）提升尚处于低水平的对空战及反潜战的技战术水平、（3）确立关于A2/AD的各种海战战术、（4）制定三大舰队的集中调动要领、（5）研究陆军空军与作为战略导弹部队的第二炮兵部队的协调要领等目的，训练均以真正的战斗为前提。只要在公海上实施这些演习，并遵守国际规则，那就没有问题，但实际上，中方将中国军队自己的标准强加于他国，比如未公示危险海域，无视国际海上避碰规则等，从这一点来说是存在危险因素的。

针对中国军队的上述动向，日本出于收集情报等目的，派出了部队监视演习。虽然国际规则允许独立国家实施这种行为，但在此情况下，两国部队的行动会在近距离展开。这与双方巡逻船对峙的尖阁诸岛问题具有决定性差异，海上自卫队和中国海军的部队将在距离极近且沟通极其受限的状态下展开行动，从确保安全和防止意外事件的角度来看，有时双方的行动可能会接近极限。现实中就出现了中国舰船用雷达照射（涉嫌攻击前进行瞄准的行为）日本护卫舰以及拦截美国海军巡洋舰等极其危险的情况。问题在于，虽然西南诸岛海域的形势远比尖阁诸岛危险，却并不存在防止意外事件与管理危机的体制——这种令人惊愕的危险状态一直持续至今。

通过防止海上事故协定来构建危机管理体制

对于日中两国而言，尖阁诸岛、西南诸岛和西太平洋等最前线的问题均关系到国家主权和安保基础，难以在短期内得到解决。相互信赖是形成解决办法的重要要素，但在这个方面，自卫队与中国军队的官方交流已被中断，只剩下几种有自卫队退役人员参与的非官方交流途径。就笔者亲身参与这种交流的体验而言，退役人员交流虽然弥补了官方关系断绝这个空挡，但毕竟兜了一个大圈子。通过这种交流，笔者感受到，在尖阁诸岛问题上保持强硬态度的中国也认为照此下去将走入死胡同，不仅有损国家利益，还可能引发不测事态，因而开始寻求打开局面的办法。就现实的办法来说，建立两国间官方互信措施与危机管理体制是当务之急。

在这一点上，以冷战时代美苏防止海上事故协定（1972年）为开端、已在各国间得到落实的互信措施，将为目前的日中关系提供极大的启示。日本与俄罗斯，借签订日俄防止海上事故协定（1993年）之机，促进了关系的改善，并推动了危机管理体制的构建。(*3)或许日中之间也是如此，而实现这一目标需要如今的日中首脑展示出与当时美苏首脑同样坚定的决心，将届时两国构建互信关系的努力与“往日的恩怨”分离开来则是成功的关键。将尖阁诸岛问题与其他问题区分对待——两国领导人和国民的这种勇气与胸襟，正是日中关系谱写成功故事的必要条件。

标题图片：海上保安厅“Yonakuni”号巡逻船在尖阁诸岛附近的日本领海紧紧跟随中国海监（当时）的公务船（左）（2013年2月4日，图片提供：海上保安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