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本的历史：从《源氏物语》诞生的平安时代到出版文化繁荣发展的江户时代

《源氏物语》如今是名扬海外的日本文学经典，但据说在紫式部执笔的平安时代，它被视为“不入流”的书籍。我们就先以这本日本最古老的长篇小说为切入口，来探索日本图书的历史。

誊抄想读的故事

奈良时代以后，佛教昌盛，日本制作了大量佛教经典。专司写经的“经师”开始活跃，后来业务范围打包扩展到了装订成书。平安时代中期，日本还学会了制造品质上乘又结实的纸张。佛教经典、历史书、公卿日记等以汉文记载的“正式”书籍被制作成“卷物”，被细心保管了数百年甚至上千年。虽然寺社及其周围也有木版印刷工坊，但技术并未广泛传播。

另一方面，“以往的‘物语’故事都是口口相传，所以没有写成文字的意识”，桥口说，“平安时代，‘物’也指‘物怪’（妖怪），古人认为，通过出声‘说话讲述’，可达到镇压冤魂的效果”。

桥口侯之介在东京神田神保町经营和本、书法书等，是诚心堂书店的第二代店主。1974年，昭和初期进入岳父创业的这家书店供职，1984年继承了书店。主要著作有《和本鉴赏》（角川文库）等（图片：nippon.com日本网）

“将物语写到书里，这个意识萌芽于《源氏物语》成书的11世纪初，即平安时期中期。紫式部和清少纳言等作者写书的目的就是为了让人阅读。当时，读者会抄写内容，转手或借给下一位读者，由此传播开去。”

当时对女性没有必须使用汉文体书写的规定，因此以《源氏物语》《枕草子》为代表的女性作品，用假名书写，被视为不入流的“草”，装订成“册子”，也称“草纸”，而不是高级的“卷物”。

据《紫式部日记》记载，她找了几位“能书家”（擅字之人）帮忙誊抄，再将纸张“缀集成册”。

2019年发现的藤原定家抄本《源氏物语》的《若紫》。有一些校订之处，一般认为是定家的手笔（图片：京都市/时事社）

“紫式部并不是一口气写完一部长篇，应该是一点点追加的，整本书的结构是故事系列。而读者在传抄的过程中也会出现错误，甚至有人随意改变故事情节。因为没有保留原本，所以没法确认原文。紫式部之后又过了200年，到了镰仓时代，（诗人、文学研究者）藤原定家展开校订作业，最终确定了全54帖。”

追求“趣味性”的读者群体扩大

平安时代后期，出现了关于古旧书交易的零星记载。据传由能书家藤原行成手抄的《白乐天诗卷》卷末就有补充内容，提到这本书是藤原行成4代后的藤原定信从经师之妻“物卖女”手里购入。也可窥见经师不止制作书籍，还经营书籍交易。

16世纪后半期葡萄牙传教士们编撰的《日葡辞书》中就有“经师屋”的词条，记载了他们在制作佛教经典的同时，也涉足印刷和图书交易业务。

室町时代之后，“卷物”减少，线装书逐渐成为主流。因应仁之乱（1467-1477年）而荒废的京都，在丰臣秀吉手下复兴，佛寺和神社周边的“町众”（商人、手工艺者等在当地运营自治共同体的人群）中，出现了主要交易古旧书的书店。

从安土桃山时代到江户时代初期，活字印刷术传入日本。此后，不仅印刷寺院版的佛经，还印刷《伊势物语》等平假名书籍，这具有划时代意义，但技术仍然有限。

“欧洲的活字印刷技术，只需使用26个字母排列组合便可完成，而汉字和假名等必须准备多达几千个活字。随着读者群体的扩大，活字印刷越来越吃力，木版的优势重新受到重视。不仅加印容易，而且木板结实，可使用数百年之久。随着木版印刷的复兴，以往只买卖古旧书的书店，也开始开设店铺，涉足出版了。”

“在社会中孕育出阅读文化，是17世纪最显著的特征。在此之前，做学问的人群以僧侣和公卿贵族为主。到了江户时代，武士阶层开始向学，商人阶层也逐渐壮大。这些人养成了阅读习惯。阅读内容不限于学术书籍，他们还通过木版书阅读《源氏物语》《徒然草》等物语和散文，沉迷其中。”

“‘说教节’等中世流浪群体传承的口传文学故事被写成文字，制成书籍，被净琉璃和歌舞伎吸收后，出版成戏剧剧本。江户地区流行歌舞伎，关西地区流行净琉璃，近松门左卫门创作出净琉璃新作，书店也配合新作问世出版书籍，各种联名活动开展得如火如荼。”

此外，《源氏物语》在平安时代属于不入流的“草”，但经藤原定家校订后，出现了各种注释版本，升级为古典文学。

摘自《插画版源氏物语》（1654年）第5卷《若紫》（图片：椙山女学园大学数字图书馆）

“《源氏物语》后来甚至成为了商人和武士家小姐的陪嫁书籍。他们找书法家抄写物语，施以华美装订，制成书籍。想要集齐54帖，不是大富之家，恐怕难以实现。平民则购买相对平价的木版书。书中必有插图，各大插画师竞相绘制插图。”

防盗版措施和草纸的发达

江户时代有两种书店。一种是制作学术书籍、佛教相关硬核书籍的书店；另一种是面向大众的平价书店。后者称为“草纸屋”，在京都，草纸屋随着净琉璃书的出版而发展起来，在大坂（江户时期，“大阪”写做“大坂”），则是随着井原西鹤的走红而步入正轨。

京都和大坂商业出版发展繁荣，盗版和仿版开始泛滥。于是，书店老板便联名去奉行所交涉，请其取缔盗版书籍，大坂、京都都获批成立了“本屋仲间”（类似书店协会——译注）。加入该组织后，书店将获得出版和共享销售渠道的权利。出版，将木板印刷的权利称为“板株”，可以在书店之间自由交易，为此还成立了交易所。

另一方面，名为“地本屋”的江户草纸屋虽然涉足商业出版较晚，但也逐渐完成了自己的进化。最初多是面向儿童的书籍，但到了18世纪中期，江户也出现了“本屋仲间”组织，之后面向成人的原创作品成为主流。这就是“黄表纸”领域，跟现在的漫画类似，以绘画为主，写有登场人物的台词，还有类似剧本中舞台指示的“词书”。放到现在，大概是几百日元就能买到的定价。

“江户时代，‘草’文化发达，插科打诨和恶搞风格的富有趣味性的各种书籍也纷纷问世。这时的中心人物是茑屋重三郎。喜多川歌麿和东洲斋写乐等画师，剧作者山东京传等人都是他发掘的。茑屋活跃的18世纪后半期，是江户出版文化的巅峰期。”

1793年，茑屋发行了山东京传写的黄表纸《堪忍袋绪缔善玉》。图为去京传（左）家上门取书稿的茑屋重三郎（右）（图片：国立国会图书馆）

“草纸走俏，得益于日本人识字率的提升。这其中寺子屋（寺院设立的私塾——译注）厥功甚伟。越到江户后期，读者群体覆盖范围越广。”

“书店不止出版、销售新书，也做古旧书生意，江户时代，古旧书占比较高。”桥口介绍道，“因为幕臣和大名中逐渐出现了一批喜欢书籍的收藏家。古代的书籍更珍贵，更能卖上价，所以是门好生意。作为古旧书的集散地，板株交易所也成了古旧书市场”。

就像这样，书店业态呈现多样化发展。草纸书的人气催生越来越多的租书店。据桥口介绍，有记载显示1808年江户有656家租书店。

逐渐消失的江户书店

1868年，江户幕府落幕，幕臣和大名们放出了大量书籍，旧书价格暴跌。这一现象引起了一些外国人的注意，他们从幕府末期到明治初期侨居日本，是日本通。英国外交官兼翻译欧内斯特·萨道义、东京帝国大学外教巴西尔·霍尔·张伯伦等被日本古典书籍吸引的外交官和“御雇外国人”大量抄底购入书籍。

根据法律，明治政府将古旧书和旧衣服、典当行等都分类为“古物”，将新书和古旧书分离。此外，出版也变成向内务省提交备案的备案制，不再发行板株。

“制度发生变化，新书向内务省备案，古旧书向警察备案。只要办完手续，两个行业都能经营。但是，政府逐渐强化对出版的监管，警察严查被盗书籍的销赃，强化了对古旧书交易的管理。如此一来，书店很难兼顾新书经营和古旧书生意。”

“随着活版印刷的普及，书籍形态的主流从日式装订变成西式装订，纸张也从和纸变成了洋纸。到了明治20年（1887年），木版和本骤减，西式活字书籍占压倒优势，从江户时代经营至此的书店基本都选择了关门大吉。”

学校教科书、杂志的全国流通网确立起来，出版、新书销售、图书批发、旧书店都各自为阵，直到现在。

“现在，旧书店的生存策略是走专业化路线。神保町目前聚集了130家旧书店，从古典书籍到近代文艺、电影、漫画、体育相关，就像图书馆分类分架那样，各家都开始深挖细分领域。从某种意义来说，整条街都变成了一个巨大的图书馆。”

桥口称，和本的历史中凝聚了日本人“对书的热爱”。

1930年开业的诚心堂书店。它还是侯孝贤导演的电影《咖啡时间》（2003）的外景地（图片：nippon.com日本网）

“例如，紫式部为了让更多人阅读，满怀热情地将《源氏物语》装订成小册子。读者们通过传抄，让故事不断传播，到了江户时代，出现了精美装订的抄本和绘有插图的木版书。另一方面，创意十足的草纸斩获人气，其中也出现了与如今的漫画接近的图书。现在都说年轻人越来越不爱看书了，其实在智能手机上看电子书也是一种‘阅读’，有看完就扔的书，也有想一直放在手边随时翻阅的书。从这点上看，大概古今相同吧。我坚信日本人持续千年以上的阅读爱好，本质是不会改变的。”

标题图片：摘自十返舍一九的《的中地本问屋》（1802）。店头挤满了前来购买新书的读者（国立国会图书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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