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野千鹤子:在死水一潭的社会不断激起涟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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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美龄争论”
上野作为女性主义学者进入大众视野,始于1987年的“陈美龄争论”。人气歌手陈美龄带着婴儿来到电视节目录制现场,引发了巨大争议。在“不要把私生活带入职场”的“美学”背景下,以作家林真理子为首,活跃在各界的职业女性都站在了批判陈美龄的前沿。在这场论战中,上野却坚决支持陈美玲“携子上班”。
男性能够做到不把私生活带入职场,那是因为他们背后有一个承担家务和育儿任务的全职主妇在付出劳动。而另一方面,工薪母亲群体却被男性主导社会的美学误导,变得束手束脚。没必要遵守男性群体的规则,这便是上野的观点。
这场论战还入选了1988年的“流行语大赏”。此后,上野一直在舆论场上全力奋战。
“我也不是因为乐于此道才成为‘吵架’强人的啊!”上野坦言,“不过,有理有据的言辞自然能让对方哑口无言。我希望大家知道,对于(社会性的)弱者而言,语言可以成为武器。而且,希望大家能好好地打磨这个武器”。
不要落入婚姻“陷阱”
2019年,在东京大学开学典礼的致辞中,上野提及大学内部和社会上的性别歧视。她说,大家之所以形成“努力就有回报”的共识,其实不是努力的结果,而是好的环境使然。进而她呼吁,对于自身拥有的得天独厚的环境和能力,“不要只用于自己的输赢,请用来帮助那些没有你们幸运的人”“不要逞强,承认自己的弱势,相互支撑,彼此扶持”。作为开学致辞,内容独树一帜,引发了广泛热议。
中国掀起了“上野千鹤子热潮”,带有中文字幕的视频在网上转载,二十多部著作被翻译出版,成为畅销书。上野入选《时代》杂志“世界百人”的原因之一,就是“成为默默反抗婚育压力的中国女性的榜样”。
上野自己选择了怎样的人生?
“我生长在北陆地区(*1)一个三代同堂之家。父亲在家独断专行,是个大男子主义者,而且还有恋母情结。他虽然很宠爱我这个女儿,但跟哥哥和弟弟相比,还是区别对待的。对于儿子,他会为他们的将来铺路,但对女儿却没有一点期待。我只不过是像宠物一般被宠爱的对象。”
“父母是恋爱结婚。但母亲却自责说,自己没有挑选男人的眼光。我十几岁时看着这样的母亲,心里就想:‘妈妈,你的不幸,即使换个丈夫,也不会消失。’这些极为普通又善良的百姓,一旦踏入婚姻这个制度,就会结出不幸的果实。当时我意识到,这是父权制这一结构带来的问题,换个结婚对象,也无法解决。所以,我决定绝不掉进婚姻的陷阱,就这样一直走到现在。”
走上“女性学”之路
1967年,上野考入京都大学文学系哲学专业,专攻社会学。在校期间,全共斗运动正开展得如火如荼。上野也参加了“路障封锁”(全共斗的学生要求大学进行集体谈判,对不配合的学校,则用路障等强硬手段封锁校园——译注)和反越战的街头游行等活动,但最终因运动圈内部赤裸裸的性别分工而对现实幻灭。
“跟我同一辈的‘团块世代’(指日本二战后第一次婴儿潮1947-1949年间出生的一代人——译注)的男同学们,头脑属于自由派,但脖子以下还是根深蒂固的父权制。当时,在那种场合下,我遭受了不知多少语言和行为上的攻击,内心积累了无数怨恨。”
“不想成为母亲那样的人”的想法,以及学生运动中的痛苦经历,成为上野走向女性主义,进而走上“女性学”道路的土壤。接触女性学,是上野在20世纪70年代后期读研究生的时候。这是一门“女性的、由女性开展的、为女性进行的”学问,受60年代女性解放运动的影响在美国诞生。这门学问可以将自身作为研究对象,这让上野茅塞顿开,并为之着迷。
她一边在大学当老师,一边开展“主妇研究”。1990年发行《父权制与资本主义》,提倡做家务也是“劳动”。当时遭到了经济学家和提倡“家务是爱的表现”的主妇群体的激烈反对,但“家务是无偿劳动”的概念还是逐渐深入人心。
《男女雇佣机会均等法》是分割女性群体的开端
20世纪60年代后半期到70年代,全球多国同时爆发妇女解放运动。在日本,对学生运动失望的女性群体成为这场运动的旗手,核心人物是田中美津(8月7日去世,享年81岁)。她提倡将女性从“母性”和男性的性压迫对象中解放出来。对于企图将“经济原因”从堕胎的条件中删除的旧《优生保护法》修正案,她坚决抵制,呼吁“生与不生,权利在女方”,最终使修正案废弃。
1975年,联合国将这一年定为“国际妇女年”,第一届世界妇女大会在墨西哥召开。受此影响,日本全国的妇女团体团结一致,将改革性别歧视的社会定为目标。
“从这时起,‘女性主义’这个词语开始亮相台前,成为各国理应研究的课题,在日本也逐渐被写入国策。”
1985年,日本批准了联合国的《消除对妇女一切形式歧视公约》,在此之际,出于完善国内法律制度的需要,制定了《男女雇佣机会均等法》。
“这部法律似乎是为了赶上公约批准而紧急制定出来的。当初女性群体要求的本来是雇佣平等法,政府却替换成机会均等法。总之结果是,企业均等地给你们和男性一样工作的机会,你们参与竞争,自己去一争输赢吧。这部法律让企业放弃了女性保护规定,却对男性的劳动方式不予过问。”
“《机会均等法》实施后,企业采用了双轨制,将职务分成(干部预备队伍的)‘综合职务’和(以后勤业务为主的)‘一般职务’,管理层实际上没做任何改变。综合职务的女性凤毛麟角,一般职务则全是女性。当时,综合职务的女性是否也需要穿制服,是否应当从端茶倒水人员名单中剔除,这些都成为大叔们争论的话题。”
“努力挤进综合职务,咬紧牙关存活下去!——这就是女性主义吗?我当时的直觉是‘不可能是这样的!’女性主义并不是女性试图像男性那样行为处事,不是弱者试图变成强者的理论。我就是从那时开始认为,女性主义追求的是弱者以弱者的姿态得到尊重的社会。”
“《均等法》实施后的第一代女性都像男性一样工作,付出了巨大的牺牲。如今我们终于开始在‘劳动方式改革’中质疑男性的劳动方式了。但走到这一步,花了整整40年。”
另一方面,20世纪80年代,团块世代的许多主妇们在“后育儿期”(最小的孩子从上学到高中毕业这段时间——译注)为了补贴家用,开始以打零工的方式参与工作。1985年《劳动者派遣法》颁布,政府逐渐对雇佣放开管制,非正式雇佣增多,其中绝大部分是女性。
“女性群体开始被划分为综合职务、一般职务、正式员工、非正式员工,这是政治导致的明显的人祸。”
上述“陈美龄争论”的背后就有《均等法》实施后第一代女性群体消除私生活的气息,拼命胜出的身影。
新自由主义改革导致非正式员工增加
上野将1995年在北京举行的第四届世界妇女大会视为“政府与女性主义蜜月期的顶峰”。她说:“来自全世界的4万名女性聚集一堂,参与这场非政府组织论坛,其中6千人是日本女性。她们中的很多人是地方政府拨出预算送到北京参会的草根活动家。”
泡沫经济崩溃后,地方政府财政捉襟见肘,蜜月期结束。另一方面,80年代以后,政治家逐步推进新自由主义改革。这是主张重视市场竞争原理、放松管制、缩小行政服务的政治经济思想,其底色和《均等法》一样,是“自我决定,自我责任”的原理。
“在雇佣管制松绑和经济恶化的背景下,未婚者和单身母亲涌入非正式雇佣市场,而这一市场原本是给为补贴家用而参与工作的已婚妇女提供的。其中有很多是处于‘就业冰河期’的‘团块二代’(指日本第二次婴儿潮1971-1975年间出生的一代人——译注)的年轻群体。许多人被定位为非正式员工,社会差距不断扩大。”
“自我责任”的内化
20世纪90年代以后,女性的学历迅速提高。
“其原因在于,在少子化的背景下,父母在教育投资上不再有性别歧视。出现了一批不再优先相夫教子,而是主张‘自我优先’的女性。这是很了不起的变化,但另一方面,这数十年间,我觉得年轻一代已经将新自由主义的价值观内化了。”
“她们认定自己的不顺和困难都是自己的责任,所以不能向人求助。她们不想承认自己的软弱。精英阶层尤为明显。东京大学的学生中,因精神问题而自残的学生越来越多,女生得厌食症的也很多。激烈的考试竞争的‘获胜者’也是焦虑的群体。”
在“自我责任”原则不断强化的环境下,也有一些女性,她们即便经济困难,也拒绝他人的帮助。
“如今,有工作的女性10个人里,有6个是非正式雇佣。新冠疫情下,受“终止派遣”(接收派遣员工的企业由于效益不佳等原因,终止和派遣员工的协议——译注)等因素的影响,女性的贫困问题也凸显出来。即便如此,有些单身母亲依然拒绝申请低保。生活困窘明明不是自己的责任,她们却固执地认为只能靠自己摆脱现状。”
“如此社会,是谁之过?”
这数十年来,社会差距不断拉大,社会性别差距指数的世界排名中,每次日本都是发达国家中垫底的。既然再怎么努力也没有回报,那是否就只能放弃呢?
“我们这一代人也努力过了,一直奋战到现在,但也没能让社会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即便如此,比如性骚扰和家暴的受害者,她们比以前更敢于发声了,这就是奋战的成果。什么都不做,这世界肯定好不起来。”
上野寄希望于“重新发现”女性主义的“以我优先”的年轻女性。受#MeToo运动的影响,年轻女性们利用互联网或社交网站拓展网络,开展各种运动,在上野看来,她们就是“下一代的女性主义者”。
上野在其最新著作《如此社会,是谁之过?》(光文社)中,对年轻女性们寄予了热切的希望。
“纵容政治家制造人祸,放任社会变成现在这样,手拿选票的成年人是有责任的。不过,社会变革不是一蹴而就的。现在的年轻人最终也会受到下一辈的诘难——‘社会变成这样,到底是谁之过?’正因如此,我想告诉大家,现在该是你们勇于奋战的时候了。”
参考网站
Women’s Action Network 学习和宣传女性主义的网站
https://wan.or.jp/
标题图片:上野千鹤子,入选“全球最具影响力的100人”(共同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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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 日本海沿岸地区,包括新潟、富山、石川和福井四县——译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