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社會相對冷靜

再回到日本。筆者在2月17日晚間來到東京，當晚班機上臺灣乘客幾乎不到5人，其他全都是回國的日本遊客。當時日本的疫情已經逐漸升溫，許多臺灣民眾紛紛自主取消赴日旅遊行程。入關時，海關人員也戒慎恐懼，但到了東京市區內時，雖然戴口罩的人很多，但大致上的生活一如往常，沒有很大的變化。

到了2月18日，筆者前往英籍觀光郵輪「鑽石公主號」，停泊在橫濱大黑埠頭的現場採訪時，現場工作人員都是只戴口罩處理事務。即便是19日，船上乘客14天隔離期滿，陸續下船時，許多日本記者依舊是只戴口罩就衝往下船乘客進行採訪工作。跟筆者同行的臺灣記者，也都不免驚呼：「我內心其實超擔心的，想說他們也太有種」。

長久以來，日本社會都是一種不疾不徐地態度面對疫情延燒。包括日本電視上的節目，也都是教導民眾如何防疫，或是一但出現症狀後該如何自我檢疫，在什麼樣的情況下該去醫院就診，並且在知識面上不斷教育民眾新型冠狀病毒的特徵。相比之下，臺灣電視節目討論還是以誇張的角度去詮釋世界各地的疫情。

對健康意識的態度不同

不過，與其去討論到底是臺灣太過緊張，還是日本太慢防疫，根本上還是兩國人民對於健康教育上的接受程度。臺灣因為有過去SARS的教訓，政府在對傳染病防治法上有較多的主控權，必要時可以強制終止大型集會，成立疫情指揮中心、加強海關檢疫、強制民眾就醫時要告知旅遊史與接觸史等，讓疫情在一定程度上得到控制。

但日本則是對於健康教育，採取人民自主管理。這樣的精神一直深植在日本的健康教育中，以往日本人只要覺得自己身體有咳嗽或流鼻水，就會自主戴上口罩，也是為了避免麻煩他人的性格，因為他們認為「自己健康是自己責任」，跟臺灣人一有病徵就去求醫、或是期盼政府趕快解決的心態不太一樣。

再來就是，臺灣過去對日本衛生觀念印象極好，包括從日本統治時期，首任民政長官後藤新平就在臺灣引進了許多衛生保健知識、政府建設下水道與普及健康防疫等，讓臺灣在當時流行的傳染病都得到控制。同時，日本一開始不太希望臺灣人接觸與政治相關的工作而鼓勵行醫，這也導致「唸好書當醫生」這種觀念深植於臺灣人的心中，並平時也養成一定程度上的衛生習慣。

也因為如此，現在的日本對於新型冠狀病毒的態度，不免讓許多臺灣人感到吃驚──由於過往臺灣人對日本的刻板印象中不外乎就是「有禮貌」、「守秩序」、與「愛乾淨」。加上SARS的教訓，這次臺灣的戒慎恐懼，讓防疫相對成功，但也相對投射自己的經驗與想法到世界各國上。

但一方面，日本也要面對可能將爆發的社區感染，社會氛圍也確實比往日更加緊張。日本的健康教育自我管理，能否在政府的「基本方針」實施後得到顯著效果，這直接關係到日本的防疫能否成功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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