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難以控制新型冠狀病毒的感染擴散，檢測速度不足及移動管制的遲緩，凸顯防疫對策無法與時俱進。我們或許必須思考的是，日本這個國家所抱有的結構性問題。

因應新型冠狀病毒的感染擴散，世界各國及區域都依循各自的情況採取相關對策，在此情況下，自詡為先進國家的日本，其動向卻總是讓人大為失望。遲遲才出現危機意識，政治上的應對也遲遲無法跟上。本文試圖從與中國、臺灣、韓國的比較之中，思考日本在新型冠狀病毒對策上所抱有的問題點。

日本與進入準戰備狀態的韓國有何不同

若比較日本與韓國的防疫政策，令人非常痛心地感受到，確認感染的PCR檢測（基因檢測），在數量上出現了極端的差距，日本進行的檢測量僅有韓國的8分之1。

韓國從2015年爆發中東呼吸綜合症（MERS）疫情時習得教訓，除了要求民間企業開發快篩套件，另一方面也陸續導入得來速式和小站式的檢測方式，準備好一套檢測流程，從問診到採取檢體，平均只要7分鐘即可完成。

再加上「移動檢測」發揮了威力，醫療人員前往出現症狀者的家中，或者作為診療處的醫院，採取檢體後送往PCR檢測所。

擔任此檢測工作的醫療從業人員，都是基於徵兵制度的「公眾保險醫師（公保醫）」。目前朝鮮半島仍處於休戰狀態之下，韓國仍施行徵兵制，醫療相關大專系所畢業並通過醫師國考的男性，必須前往缺乏醫療設施的山地或離島、監獄等偏遠地區，以公保醫的身份服務3年，才會被視為服完兵役。

這個公保醫制度在這次疫情之中，發揮了重要功能。總計超過2700名的公保醫，派駐至保健所和輕症者的收容設施。

此外，韓國這次也有效地活用了身分證號制度。為防止北韓間諜的滲透，韓國全國人民都有固定的編號，不僅報稅，連申請信用卡、辦手機和加入健保都需要身分證字號。當出現感染者，需要針對密切接觸者進行疫調時，只要利用身分證字號，保健當局即可掌握感染者的移動路徑，在預防感染擴散上非常有效。

而在日本，也導入了每位國民都分配編號並進行資訊管理的「My Number制度」，但由於擔心遭濫用，或者侵犯個人隱私權，該制度引發了許多國民的不安，難以用於感染擴散的防疫措施上，甚至幾乎無人聞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