疫情下依然無法普及的遠距辦公，「非定式腦力業務」轉型遲緩的日本

未向ICT和機器人化發展方向過渡

如果逐漸將定式化業務和體力勞動要素為主的業務交給ICT或機器人來處理，推進服務化和產業高度化，那麼勞動者從事的抽象業務就會變多。而只要是抽象業務，勞動者就應該可以利用電腦和線上通訊技術，即使居家辦公，也基本不會受到影響。

有人認為，不同於其他國家，日本沒有出現這種狀況的一個原因在於，上世紀90年代以後，即使具備了可以利用ICT的條件，但在採用以終身雇用為前提的「成員型（membership型）雇用」模式的職場中，由於職務內容多樣，所以並沒有解雇正式員工，改用ICT。但是，我們更想指出的一點是，由於能夠大量使用非正式用工這樣的勞動力，所以形成了非正式員工大多從事定式化、體力型業務的局面。

勞動力市場的這種結構成為了阻礙疫情期間普及居家辦公模式的桎梏，容易導致疫情擴散的「出勤坐班」方式仍在沿用，而且符合工作方式改革方向的彈性工作方式也沒有得到推廣和落地生根。要想打開局面，利用數位化和ICT自不待言，還需要通過採用人工智慧（AI）和「物聯網（IoT）」等新技術和進一步普及機器人，逐漸改變業務特性本身。

恢復力差距的擴大

居家辦公模式在日本的普及和落地生根具有局部性的這種現象，意味著能夠以靈活、健康方式工作的勞動者與其他勞動者之間會產生工作方式上的差距。事實上，在《日本家庭開支固定樣本調查》中，對各個收入階層2020年2月至2021年4月期間居家辦公實施率的變化情況進行比較後的結果顯示，前20%的高收入群體的實施率從7%大幅上升到了31%，而後20%的低收入群體僅從6%上升到了8%。

在長時間勞動問題得到糾正的程度方面也出現了同樣的傾向，越是高收入群體，每週工作60小時以上的長時間勞動者占比減少幅度越大。另外，高收入群體學習技能等的學習時間翻了一倍，而中低收入群體的學習時間並沒有變化。

這種變化可以解釋為在針對外部衝擊的恢復力（resilience）方面已經產生了差距。比如，採用居家辦公或非長時間勞動的工作方式，即使發生了疫情擴散、災害、療養長照等生活事件，也可以繼續工作，從這個意義上講，這就是提高恢復力。保證了學習時間，意味著在瞬息萬變的技術革新中需要的技能發生變化時也能很好地適應。可以說，疫情引發的變化，可能在新的恢復力方面導致差距進一步擴大，有必要加以關注。

這種差距比傳統意義上的收入差距更難把握，即使掌握了這方面的情況，能夠促使其得到糾正的政策干預手段也並不多。由於不可能採取收入再分配那種由政府強力縮小差距的政策，所以勞動者個體和企業主動改革工作方式等微觀層面的自主努力或許就更加重要了。

標題圖片：為防疫疫情，某IT企業大部分員工實施了居家辦公（共同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