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針對事件的反應看日本的家庭觀

2019年5月神奈川縣川崎市發生了這麼一個事件：一位50多歲的男子持刀連續刺向正在等待校車的小學生及其家長，導致2人死亡，18人負傷。在那4天之後，東京都練馬區又發生了這麼一件事情：一位曾經擔任過農林水產省事務次官的70多歲老父，殺死了跟自己生活在一起的40多歲兒子。據其供稱，「一想到川崎發生的事件，就想著不能讓兒子危害周圍的人」。

愛知教育大學副教授川北稔
愛知教育大學副教授川北稔

「媒體報導說，川崎事件中行兇的男子和練馬事件中被殺的兒子，都是『家裡蹲』。當然並不是說『家裡蹲』就會立馬成為殺害無辜的犯罪分子。引人深思的是世人對這兩個事件的反應——『要自殺就自個兒去死』『那個父親也算是大義滅親』。這其中蘊含這麼一種價值觀：自殺、家人互殺什麼的都沒什麼，只要不給別人添麻煩就好了。以前，曾發生過家長對身障孩子的未來感到悲觀就把孩子給殺了的事件。那時出現了呼籲減刑的運動，認為那個家長太可憐了。但是，有些身障人士就提出異議說『難道我們就該被殺嗎』。那麼，練馬事件中的那位兒子，也是真的合該被殺嗎？」

日本社會中，「自我負責」這個詞被頻繁使用。而在「家裡蹲」問題上，就變成了家庭單位的「自我負責」。這種想法是從哪裡來的呢？

「過去的農業社會，孩子們在社區裡成長，家庭是生產和經濟活動的單位。到了經濟高速成長期，工作的地方變成公司，家庭成為回歸的地方。在社會學上，有觀點認為家庭因此最終只保留了治癒安心和生養孩子的功能。而長照和醫療等功能則轉移到家庭之外，人們在醫院裡迎接死亡，也不再在家中舉辦葬禮。慢慢地，家庭變成了私人場所，外人不再輕易進入。在這過程中，孩子養育的結果就成了評價一家人的基準。如果孩子沒有教育好，就說明這家人做得不好。因此，當孩子在學校裡遭受欺負或孩子因處理不好公司的人際關係而變成『家裡蹲』，家長就會認為是自己的恥辱，從而切斷與外界的聯繫，深居簡出避開他人的目光。」

存在問題的不僅僅是家庭的這種看法。川北先生還指出，社會容忍度下降也是問題。

「不管在哪個社會都會有人沒有工作能力，自古至今總有一部分人流落在社會之外。但是，很少有針對這些人特別是其中的成人的援助機制。由於社會包容度低下，就容易使之自閉於家裡。昭和時代，由於經濟持續成長、終身僱用、專職主婦等的支撐，即教育社會學家本田由紀命名的『戰後日本式迴圈模式』，人們在家庭、學校和工作之間不斷迴圈流動，運作還算順利。但到了平成時代，前述的經濟成長、終身僱用、專職主婦等支柱都不復存在。而且，圍繞資訊的競爭也經常性地會產生失意者。在某種意義上，這種社會性變化中，原本家人和社會的接點不夠充分的問題就變得比較突出了。」

對接受低保補助有偏見

川北的這本書中，還介紹了家中有成人「家裡蹲」大孩子的各種家庭實例。他們從不向外求助，問題拖延幾十年，直到父母年事已高，才第一次跟外部社會溝通。這樣的例子有很多。但是，「家裡蹲」本人及其父母都不願意輕易接受低保補助等援助。

「也有世俗壓力大的原因，很多『家裡蹲』當事人自身也認同了對接受低保補助的偏見，認為『變成那樣就完蛋了』，想著自己可不能變成那樣。自己內心的偏見變成了自縛手腳，無法向外界發出求助。但無法求救會導致狀況更加糟糕，最後乃至陷入孤獨死等嚴重的事態。所謂自立，並非完全不求助於他人，而應適度地依靠他人和制度。」

那麼，「家裡蹲」本人及其家人應該怎麼思考，應該怎麼接受社會援助才好呢？

「東京大學尖端科學技術研究中心的熊谷晉一郎，基於身患腦性小兒麻痹的原因，長期從事小兒科學研究。他提出了『分散依靠對象的自立』概念。不是只依靠家人，要把增加家人之外的依靠對象當作『自立』來看待。但是，保護父母免受家庭內暴力的緩衝機制和為了應付一時生活困難的貸款制度也只是小範圍存在，最終的生活保障算來算去也就只剩下一個低保補助了。有時也實在無處可以依靠，這是個大問題。」

川北先生提出了一個解決問題的建議。

「這其中，我們現在能做起來的也很簡單，首先在家庭之外結識能夠向其訴說自家情況的外人。是社會福利機構的人也好，親朋好友也行。他們也許會告訴對你可能有用的制度。人們很容易認為，利用制度的只是一部分可憐人。但其實像托兒所幼稚園也是一種福利制度，並不是購買什麼特殊的服務。這樣，大家就都在某種程度上享受稅金的恩惠。要讓他們形成善於利用社會福利制度的想法，把可以依靠的對象分散擴展到家庭之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