戰後的高一生
隨著時代改變，統治者從日本變成了中華民國，原住民族的稱呼也從「高砂族」變成「高山族」，再演變為「山地同胞」。同時，矢多一生也變成了高一生。某日，高一生倒掛在樹枝上，如此說道：「我就像是蝙蝠，一下子是日本人，一下子又要成為中國人。」經歷兩個時代的他，既不是矢多一生，也不是高一生，心裡肯定想要說，自己是鄒族的Uyonge Yatuyongana（中文音譯為吾雍‧雅達烏猶卡那）。
擔任吳鳳鄉第一任鄉長的高一生與家人一同遷居到以前的駐在所。他們居住的房屋在2000年修復完成，現在也在達邦村內。2012年，筆者和菊花一同拜訪過那裡，進入屋內的菊花站在緣側（簷廊）跟我說，她還記得父親揹著年幼的弟妹，坐在鋼琴前，一面彈著「多瑙河之波」，一面哄著「你看，那裡有蝦喔」的畫面。她一說完，就疾步走到屋外，當時的背影讓人難忘。即使是多麼美好的回憶，也無法抹去經歷過的痛苦體驗。
1947年發生二二八事件之際，高一生以維持嘉義治安的特定目的，派遣鄒族部隊，結果卻在水上機場發展為槍擊戰。雖然警察介入調查，沒有鄒族人被逮捕，事情平安落幕。這段期間，高一生以「矢多一生」的名字發送「案內狀」，上面記載著由原住民族成立「高山自治區」的構想，號召各民族的代表開會。
菊花惋惜地表示：「因為自治（區構想）而被盯上」。案內狀被當局查扣，會議也沒開成。
1954年9月10日，高一生與同樣站在鄒族指導人立場的其他5人突然遭到逮捕，隔天被移送台北。當初的罪名是參加地下組織以及在經營農場上涉嫌貪污，不久卻變成了「匪諜叛亂罪」。他被捕時，前年12月才剛出生的么子還在學爬階段。正在準備赴美求學的20歲長女菊花也不得不放棄。在台中師範簡易先修班（補習班）就讀的英傑，每個星期日站在台中車站的月台，一面祈禱父親「無罪釋放」，一面目送從台北南下的列車，想要尋找父親的身影。
寫有片假名「ウサナアオ」（鄒語usa na a’o）的信件（1953年3月15日，出自《高一生獄中家書》）
高一生的最後一封信（筆者撮影、2012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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