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是法律而是「政治」
「查冊」是香港的偵查記者過去常用的工具,可以從簡單途徑找出車輛、物業或地段的持有人,或透過某人的身份證號碼找出其資產,一般核數、審查、買賣等過程都可能會用到這工具。不過當了十年資深偵查記者的Boris(化名)卻無奈表示,現時已經不敢用查冊去查車牌了。
他直接地說:「蔡玉玲的事件已經看得到,其實整個遊戲規則和以前不同了,政權現在是會針對記者的個人責任,如果有人還是心存僥倖,就應該要醒醒。」
「整件事根本就是一個政治問題,不是法律問題,法律只不過是工具。這件事顯示,當有記者寫出政權不喜歡的報導時,政權就會針對記者個人令他負上後果。這次判罰款,只是先例和警告,所以千萬不要想像沒有後果。」他補充。
Boris認為,中國大陸是香港永遠的參照對像,一定要了解大陸發生的事,因為大陸的環境就是香港最終會變成的環境。中國大陸的記者會遭受到監控、軟禁和酷刑等強力的打壓,好運的話香港不會如此極端,但即使只有大陸的一、兩成也夠恐怖了。
被問及自身的風險時,Boris沒有猶豫地說:「最差的話就坐牢吧。只能說沒有人會想坐牢,但如果對自己的工作是無愧於心的、公正的,到真的發生時都只能夠接受,因為我只是在做自己。」但說完後他亦立即補充:「當然到真正發生時又可能是兩回事,到時也可能哭到痴線(香港話的瘋狂之意)。」
他認真的說:「我們必須要理解,香港現在就是一個威權社會,在威權社會下要做監察的工作本來就是危險。我不會主動申請去坐牢吧,當收到一個重大的警告,而背後的刑罰是完全承受不起的時候,就唯有離開這個行業。」
Boris認真思索著:「但積極地想,很多威權的地方都還有記者在工作,我們可以參考他們的做法,或許可以轉做一些比較民生、國際的題材,避免提及香港和中國,甚至改做娛樂、文化或者youtuber,捱過這段時間,等待政治環境轉換才回歸記者行業。」
走上移民的最後一哩路
不過並不是所有記者都能輕易轉換行業,入行20年的攝影記者James(化名)無奈地說:「我不懂得做新聞攝影以外的事,只會拍攝相片。」過往在多家媒體工作的James,也曾經跑過中國新聞,當時拍下不少揭發內地醜聞的新聞,因此也擔心過會被秋後算帳。他說:「《國安法》通過當晚已經心知不妙,有幾晚睡不著。」
雖然他認為自己不至於會立即被控告,但《港區國安法》成為令他決定移民的最後一根稻草。James坦言,2019年已預計到社會環境會變得高壓,並且萌生了移民離開香港的概念,他說:「已經無法做記者,香港將會變得比大陸任何一個城市都要差,只是拍攝貧窮、弱勢等社會議題都有可能被盯上。」
他舉例指:「跑了這麼多年,以前於中國大陸認識的記者朋友,不是坐牢就是投誠,最要好的朋友更被長期監控、曾經變得精神緊張和暴瘦。」James於2021年5月已移居外國,寄望可以在安頓生活後繼續進行紀實攝影的拍攝。
James自言一度感到很悲哀:「我小時候就已經很想當攝影記者,以前我以為自己可以當一輩子,但這樣好像夢想破滅,想得眼濕濕。但年輕的記者更悲慘,這行業工時長薪水低,願意入行的人都多少有點熱誠,卻遇上這個時代,新聞行業要自由才有可能發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