冷戰結束後的亞洲與日本（1）烏克蘭反映出的歷史挫折：平野健一郎，東京大學名譽教授

國際文化交流與國際援助的意義

川島您也是國際文化交流研究的權威之一。儘管我們進行了許多國際交流與國際援助，但仍然發生了這次的局面。

平野作為曾參與國際交流的人，我必須說，現今世界局勢的遺憾在於，日本的國際交流活動未能解決問題，也未能填補缺口。這反映了我們未能與俄羅斯的知識分子建立友誼，哪怕只是少數人。

從以前就有一些俄羅斯人在研究日本，他們雖然有些獨特，但非常有能力，其中甚至有人進行了連日本人都不會去做的研究。我想，如果我們能與這些人合作，情況可能會有所不同。對於未能預防烏克蘭戰爭這種歷史倒退的情況，身為亞洲研究者，我自責的是未能充分認識到國際交流的重要性，以至於我竟然沒有任何可以分享的論點。

此外，1989年日本成為全球最大的政府開發援助（ODA）供應國。然而，當時學會討論的重點是，國際合作應作為國際援助的一部分，並且需要讓國際援助的目的明確化。為什麼要進行國際援助？雖然有試圖要明確化目的，但這些努力最終未能形成共識。

從那時起，我明確地轉換了國際文化論的研究方向。我並不樂見國際合作和國際援助只是淪為各國政府為了自身利益而推動的手段，與其將國際合作視為國家間競爭的場域，不如將其視為一個契機，利用各社會的文化普遍性和多樣性來促進新的國家建設。為此，我們是否能找到一種國際合作的方式，不是讓某個國家獨占一個地區或時間，而是透過重疊、合作和競爭來實現共存？當我思考這種可能性時，發現從文化著手是可行的，因為即使有重疊，文化也不會互相排斥。因此，我嘗試將國際合作論發展成技術轉移論，這也是我轉向國際文化論的原因之一。

我認為，不應該只把文化力量視為政治或軍事的輔助工具，而是應該有不同於此的文化振興論。雖然「還是要仰賴軟實力」這種說法容易理解，但我覺得應該找到一種能讓文化發揮其獨特力量的方式，而不是僅將其作為政治或軍事的輔助工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