媒体与社会的距离不断拉大

一些数据证明了日本“新闻报道与社会之间的距离”。路透新闻研究所的调查显示，当被问及上周是否和同事朋友聊过关于新闻的话题时，日本受访者中只有19%的人回答“是”。这个数值远低于美国的40%和英国的37%。同时，针对是否在网上分享过新闻或者讨论过新闻这个问题，回答“是”的日本受访者仅占5%，也大大低于美国的20%和英国的12%。另外，针对是否日常性地在网上分享新闻和发帖评论这个问题，回答“是”的日本受访者占比为13%，在36个国家中排名垫底。

此外，在该研究所2016年的报告中，针对“比较关心政治经济类（硬）新闻还是娱乐（软）新闻”这个问题，选择“政经类新闻”的日本受访者占比为49%，在当年的26个调查对象国中排名垫底。当然，在“应该关心政治经济类新闻”这种规范意识较强的社会，无论实际情况如何，想必回答时选择“政经新闻”的比例都会偏高。而在日本社会，认为了解这类新闻是国民义务的规范意识薄弱，并且人们实际上也不关心这类新闻。可以预想，针对媒体，就其报道以及新闻应该是怎样的这类问题，人们都没有多大关心。

在日本，或许是中规中矩的内容编排发挥了作用，多年来报纸发行量一直高于其他国家，电视收视时间的减少速度也比较缓慢。但这种状态提示我们媒体反映的社会形象与社会的实际状态已经发生了偏离。换言之，就日本来说，尽管媒体本身没有发生分化，但恐怕媒体与社会之间的距离已经越来越大。

舍弃谨慎作风，打出党派色彩的战略

不过，笔者在此也想指出，近年来也有部分媒体冷眼看待那些与争议保持距离，同时摆出两方观点，谨慎维护自身立场的“明哲保身”媒体，采取了另类的战略。尤其是一些报纸，诉诸政府及政党的利害、读者的个人感情，党派色彩明显地强烈起来。具有代表性的要数《产经新闻》的保守化右倾化（历史修正主义、拥护安倍政权）和《东京新闻》的左倾化（反对核电、抨击安倍政权）。

其中，《产经新闻》的言论趋于右倾化，排外主义言论非常打眼。看似该报社是将这种倾向用于了报纸的品牌塑造，以太平洋战争“慰安妇”问题相关报道为代表的“历史认识问题”更是被置于了其核心地位。《产经新闻》宣称“要戳穿《朝日新闻》向全世界散播的‘慰安妇’谎言”（注：收集一系列批判朝日新闻的报道，发行了同名的单行本），将批判矛头对准了《朝日新闻》的“偏颇报道”。

同时，《产经新闻》还向反对安倍政权的势力射出了批判之箭。就近期的事件来说，除了误报美国海军陆战队事故外，还强烈抨击冲绳地方报纸（琉球新报、冲绳时报）从不报道驻日美国海军陆战队员的“佳话”，称这些报社“没有资格叫做新闻机构，是日本人的耻辱”。后来，《产经新闻》的误报问题曝光，报社承认采访工作不到位，删除了相关文章，进行了公开道歉（2018年2月8日）。

如上所述，如今在日本也产生了基于错误信息和一厢情愿的想法，抨击敌对媒体的党派色彩和偏向性，煽动不信任这些媒体的言论。问题在于，从长远来看，这种不信任将如何影响整个日本社会对媒体的不信任之感，并产生怎样的作用。

据说，在日本五大全国性报纸中，《产经新闻》的销量最少，财务状况堪忧。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可以想象，最近30年来，该社一直抱有不能坐以待毙的危机感，一直在采取有异于其他报纸的编辑战略，摸索与读者之间的关系。也就是说，现在《产经新闻》的目标群体并不是那些“不声不响”“漠不关心”的消费者。该报积极向读者宣扬自己的立场，试图以此换取读者对那些与自己为敌的自由主义媒体的“不信任”。日本的媒体是否会向这种方向转变，情况不容乐观，但毫无疑问的是，变化已经悄然而至。

无论如何，今后在制作相关指标时，恐怕都有必要详细调查报社意见倾向的变迁。

2018年3月15日共同通讯社报道称，安倍政权正在研究如何废除要求电视和广播节目保持政治公平的放送法条文，“通过放宽管制，实现电视广播的自由性”。公开的说法是，此举意在通过放宽管制来促进新鲜血液的流入，但实际上在日本商业电视广播领域，东京五大台在历史传统上拥有绝对霸主地位，轻易无法撼动。为此，恐怕在电视广播界，处于垄断状态的电视广播企业之间，党派色彩也将不断增强。

（2018年3月16日）

标题图片：报道朝鲜发射导弹的新闻号外（2017年5月29日摄于东京都港区，时事社）【编注：图片与本文无直接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