复杂的身份认同

我还想补充一点，那就是邓丽君的一言一行，都有助于日本人去思考亚洲尤其是华人社会的多样性问题。

她在日本出道是1974年。那是日本和中华民国断交，并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恢复邦交2年之后的事情。早已成为台湾、香港和东南亚巨星的邓丽君，特意以新歌手的身份挑战日本市场，也许是因为她意识到，如果不能在市场规模和水平都更胜一筹的日本获得成功，就不算真正的亚洲巨星，接下来进军世界市场也就无从谈起。可是，在当时的日本民众看来，邓丽君的出现，不过是日本又多了一个亚洲来的捞金歌手而已。

1979年，邓丽君因使用印度尼西亚护照进入日本而被“驱逐出境”。这就是所谓的“假护照风波”。这一事件的背景因素，是外交上处于孤立地位的中华民国的存在，但大多数日本人都没有意识到这一点。

然而，到了1982年前后，随着改革开放政策在中国的推行，邓丽君逐渐成了“红人”，甚至流传着这样一句顺口溜：“白天听老邓（邓小平），晚上听小邓（邓丽君）”。在“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和清除精神污染运动”中，邓丽君的歌曲《何日君再来》首当其冲，受到猛烈攻击。这些事情被日本媒体报道后，日本人改变了对她的看法，并开始把注意力转向她内心复杂的身份认同上。

在中国最有影响力的文化人中排名第一（图片提供：著者本人）

旅居巴黎

1984年，邓丽君重返日本歌坛。从1984年到1987年的4年期间，她相继发行了《偿还》、《情人》、《我只在乎你》、《别离的预感》，每张唱片都大获成功，连续三年夺得日本有线大奖、全日本有线放送大奖两个奖项的冠军。1985年，她还实现了多年的夙愿，参加了NHK红白歌会。

就在日本演艺活动接近顶峰的时候，也许是邓丽君对自己长久以来的艺人生活产生了疑问，她忽然宣布除录制唱片以外停止所有演艺活动。对于这一点，邓丽君最小的弟弟邓长禧解释说，是“因为长期的演艺生活令她感到倦怠”。不过，我想大概是在日本发行唱片获得巨额版税，使邓丽君在生活上有了余裕，于是她开始探索自己真正想做的事情了。她的一个梦想就是在自己父母的出生国举办演唱会。但是1989年发生的那场政治风波，令这项计划受挫。随后，她突然将自己生活的据点从香港转移到了巴黎。

1991年，我有幸获得机会，采访了旅居巴黎的邓丽君。我永远都不会忘记，当时她说，现在我住在巴黎，绝不是逃避，而是在为“有朝一日能回到民主化的中国”做准备。

身为“华人”的觉悟

作为在台湾出生的第二代外省人，邓丽君很长一段时间都夹在祖辈的国家和自己的出生地之间，为自己的身份认同问题而苦恼。不过，在她旅居海外之后，她似乎逐渐把自己定位在与国籍无关的“华人”的位置上，将中国的传统文化认作为自己的精神支柱……。邓丽君一直怀着这样一个梦想：将来的某一天，在天安门广场举办一场慈善音乐会。她说，为了这个梦想，她一直在不懈地努力，坚持练声，学习作曲，不断接触新的音乐，以激发自己在创作和歌唱中的活力。

1993年，邓丽君来到久违的日本，在出演的电视节目中，她说：“我是中国人。无论生活在哪里，无论身处世界的哪一个角落，我都是中国人。”从她的话语中，我们日本人似乎能窥见出中国、台湾、香港的人们，以及分散在世界各地的华人们的心情吧。这句话，也许是她最想说给那些淹没了天安门广场的祖国的歌迷们听的吧。

邓丽君对我们来说，已经不仅仅是一位流行歌手。她将日本的流行歌曲推广至整个亚洲，她用歌声将日本和整个亚洲连接起来。邓丽君让我们了解到不同社会的深刻与复杂——她出生的台湾岛，祖辈的国家中国，以及她终生热爱的香港。日本歌迷会永远铭记她那天鹅绒般温婉柔美的嗓音，她那如烟花般绚烂美丽的短暂人生。

（写于2015年5月28日）

标题图片：UNIVERSAL MUSIC JAPAN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