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局混亂令未來不可預測
呈現不穩定的不只是金融市場,政治混亂令未來更加不可預測。中東地區政治的動盪,對恢復世界經濟只能起到負面作用,不可能成為積極因素。
不過,國際局勢的不穩定性並非始自今日。已開發國家各自的國內政治局勢非常嚴峻。日本政局的混沌迷亂已不需再作解釋。迴響在耳邊的,是“在我日本國,亦是有此民則有此政”(福澤諭吉)的辛辣言辭。
如果政局混亂,無法估量且不確定性增大,那麼對經濟造成的影響將是極其嚴重的。以消費為中心的經濟活動是在“可以預測”、“可以計算”的基礎上展開的,投資也是在預計到將來有收益的計算之上進行的,因而即使無法避免不確定因素,也決非是賭博。即便存在風險,只要有某種明朗的預測,就會進行投資,拉動雇用的增加和生產的擴大。如上所述,雷曼衝擊以後,並未進行金融市場的徹底改革。這是由於政治沒有顯示出堅定的態度。
美國的情況也與日本類似。在過去近30年間,美國的兩大政黨在財政方面一直實行著立足短期思路的混亂政策。因Medicare Part D (醫療照顧處方藥物保險計劃),國會廢除了“新支出依靠新稅源”這一規則。歐巴馬總統在決定2010年的預算時,擱置了縮減4兆美元的聯邦政府支出,但對於確保稅收卻沒有拿出根本性的對策。因此,說是在“迎合大眾”,也實為無奈。如果計算一下今後醫療與社會福利的總支出,也許宣告“破產”也並非聳人聽聞的無稽之談。
順便要說的是,圍繞日本的財政赤字,政府的見解也缺乏前後一致性。筆者原本就不是財政緊縮論者,對這次大震災所需要的重建財源,當我表示“除了發行復興國債,還可以考慮增加(臨時)消費稅”時,受到了“在如此蕭條之時(還發表這種言論)”的強烈批評。即使除去處理核電廠事故的費用,還有估算足以超過20兆日圓的重建財源,與總額接近900兆日圓的政府債務餘額相比,的確不算多。所以震後重建財源僅僅依發行復興國債來籌措的論調,看上去也是合理的。但是站在現今的日本國民齊心協力共同支援這一出發點上,今天日本所需要的,是所有的國民以某種方式做出貢獻的群體意識(sense of community)。遇到這種危機時,激發出國民的“一體感”,難道不正是政治的使命嗎?
增加消費稅“會導致經濟景氣進一步惡化”這種反駁有兩點錯誤:用於重建的民間投資和公共投資,當可顯現在彌補個人可支配收入的減少上,增收的稅金必定會支出。重要的是有效需求,消費稅之外的徵稅,因收入及年齡的不同會產生不平等;增加法人稅,有削弱與國外的競爭力這種負面效果。應將增加消費稅作為籌措資金的主要來源。可是在11月中旬,民主黨、自民黨、公明黨3黨以所得稅和法人稅為基軸,就籌措10.5兆日圓的復興財源達成一致,還不倫不類地將復興債的償還期限設定為25年。政策沒有朝喚起現今日本國民“一體感”的方向變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