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主主義之痼疾困擾經濟

認識民主主義的沈痾痼疾

為什麼如此多的自由民主主義國家都為財政問題而困擾呢？理由非常明確：政治家必須要在選舉中獲勝。如果落選，就儼然成了“失業者”。敢冒如此風險參與政治的人，在一般市民中不多見。但是民主主義“在選舉中獲取選票，成為國會議員”的原理，其中也蘊含著“雙刃之劍”的危險。為了當選，政治家向選民保證將提供各種有利的經濟條件。因而，民主主義具備了擴張財政的強大驅動力。為某集團集中帶來利益的法案，即使在議會獲得通過，國民人均負擔也是微乎其微的。因而那些不涉及自身利益者或漠不關心者，既不會去追究該法案的妥當性，也不會加以反對。莫如說，人們對有朝一日審議有關己方利益的法案時能夠得到現時收益者們的贊成與合作，抱有期待，故而當下特意去支持他方的法案。利益集中，而費用則因分攤面廣使負擔額變得微薄，因此成本意識下降。這種結構造成擴張財政法案的過度增加。

這種議會制民主主義內含的公共部門（公營機構，政府資助或控制的企業）不斷擴展的傾向，意味著經濟問題直接政治化的結果。因為人們最為關心的，是誰掌握有實現己方利益的實力。在人們的印象中，自由民主主義之下的議會民主制，一人一票的平等原則使公平選擇成為可能。但實際上，投票與其結果並無確切關聯的情形也有可能發生。

美國和其他許多國家的人們，沒有依靠緊緊捆綁著政治和經濟的“搖錢樹”，過著超出收入的生活嗎？結果像美國那樣有住房貸款這種私人債務自不必說，許多國家“討好選民”的財政支出令公共債務日益膨脹。能給這一機制剎車的，說是財務部的官員也並不為過。如此之大的錯覺中產生出的財政赤字積累，妨礙了擴大就業政策的實施。成為其犧牲品的，就是具有充分的勞動能力和願望，卻找不到就業機會的失業者，特別是年輕失業者。

另外一個難以解決的重要因素是EU這個“半國家”的存在。這不單純是“無憲法”意義上的“半國家”，而是因為EU沒有統合財政，不具備普通國家相當於財務部的行政功能。再加上EU是由在勞動費用、生產率等方面，存在巨大差別的成員構成的聯合體，由於使各成員國放棄各自的金融政策，引進了統一貨幣（歐元），因而在發生金融危機時也一籌莫展，進退維谷，金融政策不得不依賴歐洲中央銀行（ECB）採取的“單一金融政策”。但是，ECB並不是通過民主程序決定金融政策的，自然受到大國、強國的經濟狀況影響，這里便存在著歐元帶來的“民主缺失(democratic deficiency)”問題。

在日本也有“東亞共同體構想”的議論。但是，我們更應該了解，從查理曼大帝以來有著1200多年共同體運動史的歐洲所經歷的苦惱以及為實現這一共同體所花費的長久歲月。特別是日本與中國的關係，如果不對今後泛太平洋戰略經濟夥伴關係協議(TPP)和東協加4之間如何演變，美中冷戰是否有可能發生等重要的國際關係加以觀察，“東亞共同體”是無從談起的。

美國反覆重歸野蠻化(rebarbarization)

經濟政策不能立即把經濟從困境中解救出來。經濟與人體有類似之處。並不是所有的疾病都能用藥物和手術徹底治癒。既有隻須一劑藥就能解除痛苦，也有必須忍耐的疑難之症。經濟政策不是萬能的。如果國民期待萬能，過分依賴政府和中央銀行，其本身就可能變成道德風險。

更需要注意的是，雖然經濟狀況確實不好，但從巨觀上看，與80多年前的大蕭條相比，現在的經濟還算是好的。拿美國來說，20世紀30 年代的完全失業率超過了25%，最近則停留在9%左右。當然，不是說要甘於忍受這種雇用的苦境，但如果誤以為有萬能的靈丹妙藥，那就會一味地加強對政治的批評，導致政治更加惡化，這種惡性循環必須避免。

只是，我們不能忽視美國在世界經濟中所處的位置和作用，與80年前相比已經發生了重大變化。20世紀20年代，美國是國際資本市場上的“貸方”，為維持德國馬克的價值，使德國有償還能力，美國把大量的資本出口到德國，德國出現了消費熱。其結果，造成了德國和美國在住宅和股票市場的失控。這是美國在掌握世界經濟覇權時期發生的世界經濟的危機。

對此，在冷戰結束後蔓延的“危機”，同樣是以美國為主角。而這次美國卻成了“借方”，通過從中國和日本流入的資本，出現了高出收入的消費熱潮。不用說，這個消費熱的代表，正是以面向美國低收入者為對象的住房貸款，美國確實是煩擾他人的“傷腦筋的巨人”。但即便如此，世界上現在除美國之外還沒有任何一個國家能成為世界政治和經濟的核心。

像美國那樣開放的市場經濟，時常反復著過熱和緊縮的交替循環。美國經濟中經常對限制少的市場存在著無止境的慾望。美國經濟的特徵是，在出現危機及其之後的一段時間會稍許老實一些；但過不多久，便又重歸野蠻化(rebarbarization)。可以說，如何運用法與政治的力量控制這股野性，是美國作為大國的責任。

（本文是對《中央公論》2011年10月號刊載的“民主主義之痼疾困擾經濟”一文改寫而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