湧入厚生省的舊軍人勢力

為什麼厚生省會介入靖國神社合祭問題呢？

戰前的靖國神社是由陸軍省、海軍省和內務省管理運營的一個特殊的國家機關，祭神名票（計劃合祭人員的名單）一直由陸軍省和海軍省負責製作。

到了戰後，靖國神社於1946年9月變為民間的宗教法人，日本國憲法第20條提出了政教分離的原則。儘管如此，由於宗教法人無法判斷戰死者和被處決的戰犯身分，所以最終只能依賴於國家的調查能力。

另一方面，戰前主管靖國神社的陸軍省和海軍省因占領軍的非軍事化政策而在1945年末解體，變為了負責處理善後工作的第一、第二復員省。之後又經歷多次改組，自1954年4月起，作為厚生省內的回撤援護局（1961年起改為厚生省援護局）接管了軍人及戰犯的援助工作。這樣一段改組的歷史，使得大量舊軍人湧入了回撤援護局。

祭神名票的製作流程如下所示。

（1）靖國神社向中央政府詢問戰死者訊息。
（2）收到查詢申請後，厚生省向各都道府縣發出委託調查通知。市町村負責確認死者訊息的具體工作。
（3）厚生省匯總調查結果，製作祭神名票，送交靖國神社。
（4）靖國神社最終確定合祭名單。

據說經過這些步驟後，1959年4月的臨時大祭基本上完成了「大東亞戰爭相關戰死者的合祭事宜」(*3)。

乙級和丙級戰犯的合祭

普通戰死者合祭工作接近尾聲之際，恰好迎來了戰犯問題的最終解決。具體來說，截至1958年5月，此前一直在巢鴨監獄服刑的戰犯全部獲得了假釋，並於同年末刑滿釋放。這樣一來，戰犯的合祭就愈發成為了一個現實問題。

對戰犯合祭持積極態度的是舊軍人隸屬的厚生省回撤援護局。該局顧忌輿論的反對，首先採取了「低調」合祭乙級和丙級戰犯的方針，於1959年3月首次向靖國神社送交了這兩類戰犯的祭神名票。

當時靖國神社的最高神官是筑波藤麿侯爵（原山階宮藤麿王）。男性皇族通常會成為職業軍人，但筑波是個例外，他在東京帝國大學主攻國史學，由皇族降為臣籍後，從1946年起擔任靖國神社最高神官長達32年之久(*4)。

筑波與靖國神社迅速同意了合祭乙級和丙級戰犯。收到名票的次月，即4月便合祭了346柱（日語中稱呼牌位時以「柱」為單位——譯註）。此後，截至1967年10月，靖國神社分4次合祭了共984柱乙級和丙級戰犯。而且，據說合祭戰犯之際，並未徵求遺屬的同意（也有部分遺屬不希望合祭）。

然而，厚生省針對靖國神社合祭問題提供的事務支持及下發地方自治體的通知可能會與政教分離的原則發生抵觸。因此，厚生省於1971年2月向各都道府縣發出通知，稱1956—70年的「有關合祭事務合作的各項通知均將作廢」(*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