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料回眸—(1)訪問朝鮮的倭人

當時的朝鮮政府是如何看待倭人的呢？

1441年，慶尚道觀察使提交的報告中記載，倭人沙伊文仇羅（左衛門九郎）提出申請“因為我父母原本都是朝鮮人，所以希望留在朝鮮國內做臣民”，得到世宗王的批准（《朝鮮世宗實錄》23年6月己丑）。雖然這個“倭人”擁有左衛門九郎這種日本式名字，但他的父母都是朝鮮人，估計當時來自對馬島。類似的事例還找到幾例，我把他們稱為“朝鮮系倭人”。

另一方面，1510年慶尚道觀察使就一名叫而羅多羅（次郎太郎）的倭人報告說，他“不是日本的倭人，攜帶家眷住在薺浦（朝鮮半島南岸的倭人居住地三浦之一），通曉朝鮮語，頗有智謀，變幻自在”（《朝鮮中宗實錄》5年6月壬子）。定居於居住地的倭人不是“日本倭人”，作為這一命題的反向解釋，可以引入“日本系倭人”這個類別。

進而，像而羅多羅那樣，以居住在對馬島及其延長線三浦的倭人為對象，還可以列出第三個類別。總之，簡單地把倭人等同與日本人，顯然是不合理的。

1459年，世祖王列舉“對馬、壱岐、博多等三島的倭人”作為從事海盜行為的鄰人，說道：“如日本國那樣相距遙遠，罕有往來”（《朝鮮世祖實錄》5年4月已未）。還有把野人（女真族）、日本、三島、琉球算作朝鮮“四夷”的事例（《同上，14年3月已酉》）。此外，成宗王還擔心給三島倭人做翻譯不能通曉“深處”（指九州島以遠）的倭語，認識到了三島與深處在言語上的相異（《朝鮮成宗實錄》10年10月戊申）。以上事例說明，在朝鮮統治階層的意識當中，認為“日本國”與三島、倭人屬於不同的存在。

史料回眸—(2)嘉靖大倭寇與鄉紳階層

明代後期的嘉靖年間（1522-1566），在中國大陸的沿海地區發生了大規模的倭寇侵擾，史稱“嘉靖大倭寇”。其民族構成，在1555年的南京軍人獻策“禦倭五事”中記載道：“夷人（倭人）十之有一，流民十之有二，寧紹（淅江人）十之有五，漳福泉（福建人）十之有九（數據依據史料原文，未作修正——譯註），雖大部分自稱倭夷，實為有戶籍登記的一般人”（《明世宗實錄》嘉靖34年5月壬寅），即倭人只佔一成左右，大部分是中國人。

這一時期倭寇猖獗的背景中，有內陸社會變化的因素。操縱明代地方社會的，是在中央科舉體制中官僚輩出的母體“鄉紳”階層。恰在14-15世紀，由於中國中部的經濟發展迅速，只靠中央供給貨幣，漸漸不能滿足通貨需要。海禁政策剝奪了中國南部沿海鄉紳階層與東南亞方面通商的機會，他們便和中國非法的海上貿易商以及國外的海盜集團聯手，從事地下貿易。負責取締倭寇的浙江巡撫朱紈嘆息道：“滅外國盜賊易，除中國盜賊難。滅中國沿海的盜賊尚易，除中國衣冠的盜賊尤難。”（《明史》卷205朱紈傳）

與鄉紳勾結的海上勢力中，民族構成也日漸複雜。朱紈在“海洋賊船出沒事”一文中寫道：“海上出沒之賊船皆為內地叛賊。他們在夏季風時，引誘糾合日本諸島、佛郎機（葡萄牙人）、彭亨（馬來半島的海港城市）、暹羅等夷人進入寧波府的雙嶼港內停泊，內陸奸民出而相迎，往來交易。”（《皇明經世文編》卷205）文中的雙嶼指從16世紀20年代起曾作為地下貿易基地的舟山群島的港口。

可以認為，嘉靖大倭寇屬中國社會的外部存在之說，被這一時期的中國人自己明確否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