尋求外交新的主體性

從經濟轉向政治

“吉田政策”原本所規定的外交路線，其基礎是優先考量經濟發展，維持輕武裝路線。但冷戰後的日本外交，不如說是擴展了外交領域，更加深入地參與到政治問題和安全保障問題上來。例如，1994年朝鮮半島核危機發生之後，日本積極參與了1995年3月成立的KEDO（朝鮮半島能源開發組織）；1997年橋本首相提倡了“歐亞大陸外交”，將強化俄羅斯、中亞各國間的關係納入視野。日本改變以往以經濟為中心的外交，更加積極主動地加入了地緣政治學及戰略性的考量。

另外，為了非洲國家的開發援助而從1993年創設的TICAD（東京非洲發展國際會議），顯示了日本在解決非洲貧困問題而採取的持續性行動上發揮出主導作用。並且，在2001年9月11日恐怖襲擊事件發生後，日本在小泉首相的指導下，立即支持布希政府所推行的“反恐戰爭”。如今，遠在非洲、中東、中亞的國家和地區，也要求日本進行更加深入和廣泛的國際合作。對此，日本採取漸進方式逐步擴大參與的力度。

這種在外交上由重視經濟轉為重視政治的行動，以及在全球層面擴大外交範圍的做法大大超越了“吉田政策”的原始設想。這種變化，既是由於日本政府為適應冷戰後新的國際形勢而做出的選擇，同時也是日本在獲得世界最高層次的財富後，應該承擔的國際責任。這樣，冷戰後日本外交的軸心，由經濟外交朝著更加政治性的、包括安全保障在內的方向不斷演變進化。

價值觀與外交

進入21世紀，在國際政治舞台上，價值觀、理念等問題逐漸佔據重要地位。在英國，1997年成立的布萊爾政府開始述說“道德外交政策（ethical foreign policy）”、“善行的力量（force for good）”，此外，2001年美國成立的布希政府中所謂的新保守主義者們開始論及體制轉換，以使自由和民主主義在全世界得到普及。外交，從純粹追求國家利益並以各自實力相衝突的時代，轉向宣傳和普及自我價值的時代。

日本外交也為呼應這一潮流，漸漸談論起價值觀問題。例如，麻生太郎原外相在2006年11月30日的演講中提到了“民主主義、自由、人權、法的統治、市場價值”等“普世價值”，並表示“在外交中將對其加倍重視”。麻生原外相將“價值觀外交”與“自由與繁榮之弧”作為日本外交的新基軸，即作為“第四個支柱”加以提倡，他在演講中說：“在尊重和重視自由與民主主義、人權與法治上，我們是決不落後於他人的。”這樣，在安倍晉三政權下，日本外交向重視價值觀的方向作出了重大轉變。

然而，2007年9月，福田康夫接替了安倍晉三的首相一職之後，出現了大幅後退趨勢。福田外交認為，即便是為了修復在小泉政權下因參拜靖國神社問題而惡化的日中關係，也應將亞洲外交定位到外交基軸的位置，與日美同盟形成兩個車輪的“共鳴外交”，相提並論。在這種情況下，為了加強與政治體制相異、在普世價值上存在諸多不同的對中關係，有必要抑制“價值觀外交”。其後，在2008年誕生的麻生太郎政權下，曾經說過“自由與繁榮之弧”的麻生首相，也不再多用這一外交理念，謹慎地專致於以往的外交形式。 “價值觀外交”，無論在外務省還是政權內部，都未必得到了廣泛支持。

儘管如此，日本推進並加強與共有自由和民主主義價值觀的國家間的關係，同時也強調在迄今的同盟關係上也擁有共同的價值觀。2006年6月，在小泉首相與布希總統舉行的首腦會談上，發表了以“新世紀的日美同盟”為題的共同文件，主張“日美兩國不僅要對抗共同的威脅，也要共同促進以自由、人的尊嚴及人權、民主主義、市場經濟、法治等為核心的普世價值觀”，並指出“這種價值觀深深紮根於兩國長久的歷史傳統之中”。另外，日本在2007年3月與澳大利亞發表了“關於安全保障合作的日澳聯合聲明”，同樣提到“致力於不斷發展反映共同價值觀與利益的戰略夥伴關係”。 2006年以後，開始了日美澳三國戰略對話，嘗試在亞太地區擁有共同普世價值的美國、澳大利亞、日本三國之間促進相互合作。

此外，2010年12月，日美韓三國外長在華盛頓舉行會晤，就北朝鮮發動的延坪島砲擊事件的對策進行協商。在此，“擁有共同的民主主義、市場經濟等基本價值觀的日美韓三國，確認了對區域性、全球性共同課題進行緊密合作”。同時，2007年8月安倍首相訪問印度，明確表明了在中國日益崛起之中，擁有共有價值的日本和印度進行戰略合作的姿態。訪問期間，安倍首相與曼莫漢·辛格（Manmohan Singh）總理發表了共同聲明，謳歌兩國共享自由與民主主義等的“普世價值”。在過去的5年中，日本與美國、澳大利亞、印度、韓國等亞洲太平洋地區擁有共同普世價值的各國加強了合作關係。這被認為是針對中國的軍事崛起，具有考慮戰略平衡的對抗意義。

另一方面，自民黨在2009年8月的大選中大敗，9月份誕生了以鳩山由紀夫為首相的民主黨政權。鳩山首相以“友愛”理念作為外交的基軸，特別是將實現“東亞共同體”作為“友愛外交”的支柱。鳩山首相宣稱，“對於價值觀不同的國家，要相互尊重對方的立場，謀求共存共榮”，以“友愛外交”的精神作為日中友好外交的基礎。鳩山政權以被稱為泛歐整合之父的理查德•考登諾夫-卡拉基（ Richard Coudenhove-Kalergi ）的區域整合理念為基礎，打出設立東亞共同體的一大目標，卻圍繞遷移普天間美軍基地的問題上，大大損壞了和擁有自由、民主主義等共同價值觀的美國之間的同盟關係。總之，在過去10年的日本外交中，總是兩種方針交錯共存：以日美同盟為中心的，具有共同價值觀的民主主義聯合（the league of democracies）和以日中關係為中心的東亞地區合作。

日本外交何去何從？

冷戰後的20年裡，日本擴大了對聯合國維持和平行動的參與，並強化了日美同盟，同時嘗試發展在東亞地區的合作關係。這也是謀求深化1957年的“日本外交三原則”的結果。雖然由於各個時期的政權和首相不同，所強化的側面也不盡一致，但很明顯這三方面都是非常重要的。

另一方面，如何繪出冷戰後日本外交的自畫像，在國民之間，對日本在國際社會中的主體性問題依然存有巨大的迷茫。和平主義與國際合作、日美同盟與東亞、價值觀外交與經濟利益，需要將多個座標同時加以考慮，綜合性地制定出外交戰略。因此，毋庸置疑這需要強有力的政治領導人。由於頻繁更換首相和外相，日本外交失去了一貫性，同時也失去了國際社會的信賴。

在本系列中，各個領域的權威專家和參與制定政策的一線成員將回顧過去20年間日本外交的各個重要場面。只有通過綜合性的理解，才能看出今後日本應走的道路，並且認清日本在未來國際社會中應扮演的角色。

照片提供：时事通信社

(原文日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