革命與國民的創生

1864年，長州藩的政治狀況已是千瘡百孔。當年8月的蛤御門之變（譯註：亦稱禁門之變、元治之變）中，軍事力量受到毀滅性的打擊，更失去了許多尊王攘夷派的領袖；接著，又遭到4國的艦隊砲擊，只好屈服。再加上來自幕府的討伐，也只能屈服。但是，

「面對此等重大危機之際，一名年輕武士登上了藩政的舞台，他可能是當時日本公認最傑出的軍事天才――高杉晉作。」

「高杉從1864年到隔年的1865年，完全識破幕府遠征軍的動向，痛擊幕府好不容易才保住的威信。此時他所指揮的是『奇兵隊』，是高杉和麾下武將所募集並訓練的義勇軍，其革命性的要素在於，大多數的士兵和初級幹部，事實上都是由不屬於武士階級的富農、一般市民、以及必然帶有各種不同性格、傾向的浪人所組成。」

「奇兵隊打跑將軍麾下的封建式召集軍隊，率先證明了日本不只有武士才適合戰鬥，這個概念更從根本上否定了上一個世代的歷史和傳統，從此層面來看，奇兵隊正是1873年所實施的徵兵制度之先驅。其次，奇兵隊給予了無論是商人抑或富農等等屬於庶民階級的能人志士，一個發揮所長的機會，成功動員了他們的熱情，特別是購買現代武器所需的經濟援助，而且也創造出日本第一個現代軍事官僚的實例。換言之，這支長州的庶民軍隊是由貧窮武士、浪人、農民以及商人所組成，從一般市民獲得充分的資金援助，接受下級武士出身的年輕武士的指導；形成明治時期日本的政治及社會特徵的社會結構和交互關係，其縮圖正同樣地顯現在奇兵隊之中。」（赫伯特‧諾曼著，大窪愿二編譯《日本近代國家的成立》）

順帶一提，作者諾曼（E. Herbert Norman，1909~1957）是加拿大歷史學家、外交官員，年輕時受到馬克思主義的洗禮，戰前與賴世和（Edwin Reischauer）、都留重人、羽仁五郎等人皆有深交，美日開戰後，成為東京外交使館的館員，戰後獲GHQ（譯註：駐日盟軍總司令，SCAP，日本又稱General Headquarters）招聘，更曾擔任麥克阿瑟和昭和天皇會談時的口譯。此論文刊載於1940年，雖然他是知日派，但當時極力批判日本的軍國主義，此文出自他手，由此看來，他對高杉晉作幾乎是極力讚賞。

如同諾曼所指出，吉田松陰死後，長州藩藉由長州戰爭起死回生的種種變遷，都走在日本朝向明治維新的變化之前。而高杉晉作體現了整個過程。

長州的政治失控和自我毀滅

吉田松陰死後，隔年的1860年，發生櫻田門外之變，主導「安政大獄」（譯註：鎮壓尊王攘夷派和親一橋派的政治行動）的幕府大老井伊直弼遭到暗殺，以幕府的譜代大名為中心的舊體制派，瞬間威信盡失，雖然世間皆認為接下來天下將屬於主張體制內改革的一橋派，但也並未如此，動亂的主因在於京都朝廷，京都是進行政治鬥爭的主戰場，其後，長州藩成為動亂之源，而且是來自於吉田松陰的門下弟子。

打著「尊王攘夷」的名號，接近不平派的公家和各藩之中強烈反對幕府的武士，形成一股可稱為「尊王攘夷派」的巨大勢力。他們恣意地多次發布天皇的「攘夷」命令，或是針對反對派和外國人進行恐怖攻擊；在這個「攘夷」口號下陷入艱難處境的，正是幕府，由於井伊直弼被暗殺後，國內陷入一片混亂，而他們的目的是要更加擴大動亂，結果無論是「尊王」還是「攘夷」，皆淪為反對幕府的藉口。

對此，以孝明天皇為始，擔任將軍政治顧問的一橋慶喜、加上越前藩、薩摩藩、以及受命擔任幕府的京都守護職的會津藩等「幕藩體制溫存派」，一同計畫反擊。1863年9月（舊曆8月）的「8月18日政變」之中，驅逐了長州藩和親長州的公家（譯註：京都朝廷的貴族、官員），取回主導權。隔年的1864年8月（舊曆7月），長州藩的軍隊和各地親長州藩的浪人大舉上洛，攻入京都御所（譯註：天皇居住的皇宮），但被以薩摩和會津為核心的幕府軍所擊敗，這就是所謂的「蛤御門之變」，之後緊接著發生了4國艦隊砲擊下關的事件。直白說，這是多重政治失控導致的自我毀滅。

吉田松陰的門下弟子大多擔任長州藩的領袖，但是如久坂玄瑞、寺島忠三郎、入江九一、吉田稔麿等多人皆喪生於一連串的政變和蛤御門之變的激戰之中。是否應該將他們的「暴走」視為受到吉田松陰的影響？還是看作一種時代潮流？對此有許多不同意見，我們可以從吉田松陰的言行之中看到激進主義、積極行動主義的影子，但為了製造巨大動亂而屢次進行恐怖攻擊，卻也過於盲進躁動，最後的反擊行動更是有勇無謀。在他們行動之中看不到吉田松陰――他認為必須增廣國外見聞，付諸實行才能抵禦外敵――的種種見識；由於政治性煽動非常有效，但屢次濫用的後果，便是在煽動引發的事態中，作繭自縛，實在過於莽撞不成熟。最後，長州藩在1864年受到幕府的討伐（第一次長州征伐），淪落到投降的下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