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對策，在出身和地區上缺乏統一性

截至2014年末，在日本生活的外國人已達到212.1831萬人。每年成長速度接近3%。長期以來，日本政府沒有死板地採用移民政策，而是用多種形式靈活地確保了外籍勞動力。因此，在日本生活的外國人，他們的居留資格因出身國不同而各有特點。

許多來自南美的日裔都有「定居」簽證，這是提供給第一代到第三代日裔及其配偶的資格。在選擇工作上沒有任何限制，可以通過派遣公司的安排去工廠做工等。過去曾有超過31萬的巴西人在日本生活，後受到雷曼危機影響，這一數字大幅減少，目前大約為17.5萬人。

中國人持有的簽證種類較多，包括日本人配偶、留學生和技能實習生等；越南人則多持難民或技能實習生簽證。

表面上看，技能實習制度是一種國際貢獻，是為了讓開發中國家的年輕人通過OJT（在職培訓——譯註）學到日本的先進技術。但對於並不直接採用移民制度的日本而言，這實際上已經成為吸收單純勞動者的一個途徑。國內外都有人對此提出強烈批評，認為這是滋生非法僱用問題的溫床。但為了舉辦2020年東京奧運，日本政府正在擴充這項技能實習制度，試圖通過延長實習時間、允許實習生再次入境等辦法來確保建築工人的數量。這次也不會推行「移民政策」。

至於菲律賓人，女性多達八成。過去她們多持有「演藝」簽證，而現在很多人持有日本人配偶等居留資格。她們的生活品質取決於在家中與日本丈夫的關係，從外部很難看出實際狀態。當然，有些夫妻關係和睦，共同精心撫養孩子。而也有不少家庭存在溝通不良等問題，援助人員難以介入，夫妻關係很不穩定。

筆者最早於2004年開始採訪在日外國人時，政府幾乎未對外國居民採取任何相關措施。地方政府迫於現實需要而主動應對這一問題，不同居住地的外國居民能夠獲得的援助大相徑庭。後來，積極制定多文化共生政策的地方政府不斷增多，採取了種種具體措施，例如確保義務教育年齡段的孩子就學、完善諮詢制度、提供日語學習機會、建立翻譯陪同就醫體系、在考慮到語言和生活習慣等差異的基礎上改善保育環境等等，逐步充實了針對外國居民的幫助措施。

然而，在國家層面上還缺乏統一性。即便是針對學齡兒童語言學習的援助工作，各地的差異也很大。

制定移民政策，刻不容緩

新移民來到日本生活已超過25年，他們的下一代也逐漸成年，開始融入日本社會。

他們中有的人成功克服不利條件，在社會的各個領域中找到了穩定的工作。仔細觀察這些人的背景可以發現，他們的背後總有真心為他們謀劃未來的大人，要么是父母，要么是學校的老師，這就孕育了他們信賴社會的力量。

而另一方面，也有一些人難以適應社會。針對這些年輕人，長期從事援助活動的人士認為，孩子們是通過階層而非人種建立聯繫的。被社會排斥的孩子們會自發地建立關係，並且難以擺脫這個圈子。

再回顧一下川崎區的事件，被害者上村就未能得到家長和社會的充分庇護，進而結交了少年A的小圈子。之後，上村曾通過SNS App LINE表示，「我說要脫離他們的小圈子，結果招來毒打。我已經受不了了。可能我會被殺掉」。

媒體報道稱，上村在西之島和川崎都很受朋友喜愛。恐怕那是因為作為領頭人的少年A，不允許上村脫離他們的圈子回歸其他的「階層」，事發的大約1個月前，A曾對上村大打出手。上村對此早已習慣，但他的朋友們紛紛要求A道歉。據A供述，「一想到竟然有這麼多人為Kamison（他習慣這樣稱呼上村）打抱不平，我就覺得很惱火」。

與其說少年A施暴是針對上村個人的行為，莫如說那是對自己無法在社會中找到容身之地這種處境的憎恨。

日本社會的少子老齡化程度不斷加深，每年人口減少22萬人，接納外國人已勢在必行。不過有一點毋庸贅述，那就是我們必須為此採取著眼於孩子們未來的相應措施。

切實賦予移民相應的社會地位，這不僅關係到維護來日外籍人員的人權問題，還對日本社會的穩定具有重要意義。

制定真正的「移民政策」已經刻不容緩。

（2015年5月20日）

標題圖片：川崎市川崎區多摩川河灘上，人們在國一學生上村遼太遺體被發現的現場附近擺放鮮花等物品以示悼念（2015年2月24日，時事通信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