來自司法與警察的壓力

第2個原因在於「仇恨遊行」過度的激進和日益極端化。上文提到的「在特會」，於2010年侵入德島縣教職員工會建築內進行示威遊行，多名成員因此以暴力妨害公務罪及入侵建築物罪等被逮捕或起訴，被判有罪，同時被追究民事責任。2016年4月，高松高等法院判決，「在特會」方面應向受到辱罵的女性原告支付4百餘萬日圓的精神賠償費。

再追溯到2009年，針對京都市南區朝鮮初級學校使用公園的問題，「在特會」成員在朝鮮學校門前舉行示威遊行和抗議活動。當時的參加者通過擴音器齊聲辱罵朝鮮僑民學生「蟑螂！蛆蟲！」京都府警以暴力妨害公務的嫌疑對「在特會」會長的住宅進行了搜查。2014年12月，最高法院判決「在特會」方面支付約1200萬日圓的高額民事賠償費。

公安調查廳高度關注上述一系列動向，將「在特會」定為「排外主義右翼團體」，多年來在其年度報告《國內外形勢回顧與展望》中均有提及。

總之，早在《仇恨言論對策法》實施以前，警察、公安及法院已開始施加壓力，以打擊和取締「仇恨遊行」。受此影響，當初支持此類團體的參加者逐漸背離而去，「轉向」者增加。即便是「在特會」內部，也可以聽到「確實做得有些過分」的聲音，對此心存疑問者悄然與遊行活動保持距離，以至形成事實上退出「在特會」的情形。

如此這般，最後出現的就是本文開頭提及的《仇恨言論對策法》，從實際效果來看，它最多不過是對「仇恨遊行」發出的最後的致命一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