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市早苗政權正計劃全面重整外交與安全保障政策的架構。從4月底開始召開專家會議展開討論，並預計於年底前完成包括《國家安全保障戰略》在內的「安保3文件」修訂。其焦點在於如何因應因烏俄戰爭而劇烈改變的「戰爭型態」，同時，如何拿捏與美國川普政權之間的距離也是一大考驗。

在「雅爾達體制」與「冷戰」之間搖擺的日本安保政策

第二次世界大戰末期的1945年2月，美國總統小羅斯福、英國首相邱吉爾，以及蘇聯最高領導人史達林等同盟國三巨頭，齊聚於克里米亞半島的雅爾達。當時的議題是戰後國際秩序的構想。而三位首腦的目標是在美蘇合作的基礎上，拔除納粹德國與日本軍國主義的獠牙。

大約半年後，日本接受了《波茨坦宣言》，向同盟國無條件投降，並被解除武裝。隨後，在GHQ（駐日盟軍總司令部）主導下起草了新的《日本國憲法》，並於第9條明文規定不保持戰力。這項措施完全體現了「雅爾達體制」的構想，認為唯有落實日本的非軍事化，才能帶來世界和平。

然而，雅爾達體制原本預期發揮的美蘇合作並未實現，取而代之的是美蘇的對立，也就是走向了完全相反的「冷戰」結構。結果，日本雖然維持了憲法第9條，但同時也透過重新軍備（如成立自衛隊）與簽署《日美安全保障條約》，以西方陣營的一員來因應冷戰。戰後日本的安全保障政策，可謂在雅爾達體制與冷戰的夾縫中，走在布滿荊棘的路上。

隨著冷戰結束，經歷了北韓的邊緣政策、中國的軍事崛起，以及美國因「反恐戰爭」陷入疲弊而逐漸減少對外事務的介入，過去那種認為日本在安保領域「安分守己」是和平前提的世界觀逐漸淡出。相反地，現在輿論更傾向於理解與認同：日本應在安保領域採取更積極的作為，藉此維持並發展對日本及世界都有利的國際秩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