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較於政治利用，更應注意「政治效用」

社會學家諾貝特·埃利亞斯認為，體育運動本身就是在需要控制感情的現代社會中，作為宣洩感情的出口而被創造出來的「文明化」裝置。尤其是格鬥項目，作為一種可以對實際生活中被禁止的暴力慾望加以補償性昇華的儀式，一直深受人們的喜愛。因此，包括細節在內，運動員的服裝和舉動全都受到了宗教儀式般的具體規定。這種受控的暴力，是文明而非野蠻的象徵。

如果說體育是暴力的文明化產物，那麼其中有戰爭的投影應該是非常自然的事情吧。時至今日，體育報道仍經常使用「前哨站」「決戰」等戰爭用語。或許可以認為，人們是通過體育將人類的爭鬥本身昇華為遊戲，從而避免了現實中的戰爭狀態。

要抨擊這種作為模擬戰爭的奧運「被政治所利用」是一件簡單的事情。譬如說，我們有必要確認模擬戰爭所具有的「政治效用」。在20世紀的大戰中，雙方將敵對者視為「非人類」，釀成了滅絕敵人的奧斯維辛和廣島的悲劇。兩次世界大戰期間，沒有舉辦奧運，當然也沒有實施奧運停戰。尤其是日本人，或許應該將1940年「幻滅的東京奧運」作為「無停戰的舉國大戰」（第一和第二次世界大戰）的象徵銘記於心。

另一方面，無論在多大程度上屬於政治意義上的「另一種形式的戰爭」，體育運動本身和認為全殲敵人是正當行為的大戰是完全不同的。因為它本身是一種模擬戰爭遊戲，無論重覆多少次，都不會否定與對手（敵人）戰鬥的可能性。假如可以用賽場上的遊戲來替代戰場上的破壞與殺戮，這難道不是充分文明化的結果嗎？

在認清2020年東京奧運也是模擬戰爭之後，就需要最大限度實現文明化「利用」的「設計能力」。當然，也可以是「模仿」。東京奧運能否成為達成某種目的的「政治手段」，恐怕我們首先應該捫心自問。

（2018年5月7日）

標題圖片：韓國和北韓代表團入場參加平昌奧運閉幕式，2018年2月25日，韓國平昌（時事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