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上天皇陛下(德仁天皇)在即位後的首次記者會上,就象徵天皇的理想狀態,表示將繼承上皇陛下長期踐行的「平成流」。本文通過追溯從戰敗至今天的國民團結之意義的變遷,思考對日本人而言的天皇之象徵意義。

針對是否應該在疫情當下舉辦奧運,許多人都認為應該取消。其中,還有人希望身為日本奧會名譽主席的今上天皇陛下(德仁天皇)明確提出反對意見。然而,作為「象徵」的天皇並沒有發表這種可謂帶有政治性的言論之許可權。為此,宮內廳長官西村泰彥表示,自己「察覺」到陛下似乎很擔心疫情持續擴大的狀況,讓廣大民眾感受到陛下的憂慮。正如此事所反映的那樣,象徵天皇存在於一種微妙的平衡之上。

「象徵」始於昭和天皇的戰後視察

即便在戰前的《大日本帝國憲法》中,也並存著「具有絕對性的『萬世一系』的天皇「與」擁有憲法賦予的統治權的天皇」這兩條規定,可見當時天皇同樣存在於一種微妙的平衡之上。另外,在明治時期,治國理政需要兩套邏輯,一是為了推翻江戶幕府的對內邏輯,二是為了與國際社會保持一致,依法治國的對外邏輯。而戰前的日本,總是在各種場合分開使用這兩套邏輯,在不同時期會有所偏重。

戰敗後,這種近代日本的天皇制看似要被改弦更張。同盟國陣營中,要求追究昭和天皇戰爭責任的呼聲高漲,天皇制也變得岌岌可危。然而,盟軍司令部(GHQ)有著不同的想法。早在佔領日本之前,GHQ就已經開始研究今後如何以一種日本不會反抗同盟國的形式實現「民主化」,最終做出判斷,為了順利推行佔領政策,絕對需要維持天皇制。

不過,要是原封不動地保留天皇制,同盟國內部輿論肯定無法接受。因此,GHQ採用了要求天皇發表所謂的「人間宣言」等手段,以此彰顯天皇制的「民主化」。由此形成的最終形態,就是《日本國憲法》中規定的「象徵」概念。通過憲法限定天皇僅可從事國事行為,向國際社會展示了天皇制度已經不同於戰前。

而日本方面即使在戰敗後,也一直在考慮能夠通過與20世紀初期天皇制相近的形式來應對眼前的困局。但最終不得不接受GHQ提出的憲法方案,天皇成為了一種「象徵」。象徵,是一個極其模糊的概念,因此根據不同的解釋,也可以帶入日方原本設想的方向。可以說,戰後的天皇制所走過的,就是這樣一條摸索之路。

其中的一次摸索,就是昭和天皇在戰敗後不久開始的全國視察。本來,《日本國憲法》中沒有任何關於天皇國內訪問的規定。換言之,這並非天皇的「國事行為」。天皇的訪問活動現在被解釋為符合「象徵」地位的「官方行為」。當時GHQ考慮的是,通過視察可以實現天皇與普通民眾的接觸,由此向國際社會展示日本的「民主化」;同時,要凝聚起戰敗後頹廢渙散的人心,天皇也有必要走訪全國各地。

1946年2月開始戰後全國視察的昭和天皇,訪問了戰爭受害者居住的橫濱市(共同)
1946年2月開始戰後全國視察的昭和天皇,訪問了戰爭受害者居住的橫濱市(共同)

也就是說,GHQ打算承認天皇的權威並加以利用。這與日方的考慮存在交集。昭和天皇的視察活動就是在雙方取得一致得以成行的。雖然接受了戰前教育的民眾都將此視為展示權威的行為,但媒體都將之視為天皇制變化的體現並做了積極報導,也有許多民眾對這種天皇制的形式表示了歡迎。換言之,儘管視察活動是為了擴大天皇的權威和許可權,但民眾則認為這是戰後走向民主化的一種變化。毋庸贅言,雙方就此在認識上的分歧時有發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