疫情，導致新的差距和貧困

第二，是有關分配問題。首相提出，由於新自由主義的做法帶來了收入差距和貧困問題，所以必須推行新資本主義。當我們試圖通過市場競爭提升經濟效率的時候，即使經濟成長，其成果也會偏向一部分群體，產生收入差距和貧困問題，這是一個事實；從歐美國家我們可以看到，收入分配的差距擴大，中等收入群體減少，財富趨於兩極分化。但針對日本是否也出現了同樣的問題這一點，則需要在驗證相關資料的基礎上推進分配政策。

如果用資料來確認則會發現，衡量差距的基尼係數這個代表性指標並沒有顯示出日本的差距正在擴大；從國際比較來看也可以發現，日本並非是差距特別大的國家。不過，2020年以來，疫情在日本以新的形式帶來了差距和貧困問題，這是一個事實。疫情對經濟社會的影響中，特別突出的一點是，它導致了女性非正式就業的減少，加上托兒所的關停等，給單親家庭帶來巨大的困難。如果打算重視分配政策，那麼就應該盡可能鎖定這類人群，並把他們作為再分配的對象。

重蹈安倍經濟學之覆轍

第三個問題是，一面宣稱新資本主義，同時又延續著此前安倍經濟學的政策錯誤，未能予以糾正。比如，安倍政權和菅義偉政權時期，為了應對疫情，決定採取規模龐大的經濟措施，編制了補充預算。但這些對策考慮的只是需要多大規模才能做足政治宣傳，政策內容本身似乎並未經過充分斟酌。岸田政權也在重複同樣的事情。典型事例就是給民眾發放現金。2020年春，當時的日本政府給全國民眾每人發放了10萬日圓。但如果對收入資料進行驗證則可發現，這筆錢並未促進消費，僅僅帶來了家庭儲蓄的大幅增加。岸田政權雖然縮小了津貼發放規模，但又一次給育兒家庭每戶發放了10萬日圓。2021年已經確認全國家庭收支方面存在相當規模的過剩儲蓄，所以可以認為，政府發放的大部分現金津貼有很大可能都轉為了存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