膩了就「隨手一丟」

但是我們不能將這種歷史事實當成根據，認為「日本從以前開始，就是對LGBTQ很寬容的社會」。因為「男色」和近代的「男同性戀」其實似是而非。首先，江戶時代以前的「男色」，比起成人男性之間的戀愛，成年男性和未成年——也就是大人與少年之間的戀愛才是主流。

在「男色」中，理想的對象是元服（成年）之前的少年，宛如女性的美少年更加理想。而且這樣的關係，也只會在少年十五歲左右時，維持短暫幾年。一旦成年男性覺得不新鮮了，少年們在「男色」關係當中，就會被輕易拋棄。極端一點的，甚至會威脅少年，要是元服，就會被殺死。少年們其實是只能服從成年男性的自私心態的弱勢存在。

再加上，和少年相戀的成年男性們，為了確保繁衍子嗣，照理來說都會和女性結婚。少年並不是共度一生的永久伴侶。即使說到性關係，少年基本上也都是被動的一方。性愛由成年男性主導，少年無論是社會地位還是性關係，都是弱勢。基於這點，就和追求雙方當事人的主體性、關係的平等，同時還要和異性戀夫妻有同等伴侶關係的現今「男同性戀」，有明顯的差異。

明治以後，變成性別「倒錯」

雖然我們不能忘記剛才闡述的那些負面事實，但單就不會把男性之間的性愛關係當成「倒錯」或性別異常、病態，甚至歧視他們為「變態」這點來看，江戶以前的「男色」，在社會上確實較為自由。但明治以後，近代化的過程中，受到西方性別科學，以及視同性愛為一種罪過（例如會實際以法律制裁男同性戀）的價值觀影響，使得日本也將同性戀視為「變態」、性別「倒錯」，進而開始邊緣化。

三島由紀夫的代表作之一的《假面的告白》（1949年），就是以當事人的第一人稱，鉅細靡遺地描寫視同性戀為異常行為的近代日本。主角隱瞞自己的性慾望和戀愛感情，就這麼過活。

另一方面，明治以後的日本，在寄宿生活的男校中，也還留有「男色」文化。其反映在森鷗外（《性慾的生活》1909年）和福永武彥（《草之花》1954年）的文學作品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