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為「臺灣政治研究者」

但若僅只如此，還不能說是臺灣政治的「研究者」，必須以學術語言論述那些讀懂的新聞及其脈絡。對此我雖然也沒有任何的策略，若有必要的話，就見招拆招，將相關的政治學和社會學用語，「納入」研究論述裡，所謂的「威權主義政治體制」、政治體制的「轉型」、「族群」、「民族主義」、「侍從主義」等等皆是如此。對此，在同一個工作單位的朋友恆川惠市先生──他是我從研究所時期以來的朋友，留學美國後回到日本──從拉丁美洲的研究者轉為比較政治的學者，成為我研究的強力後援。有時我們在交談中，聽他一席話，可以讓我確認自己見招拆招式的研究方式，是否有何不妥之處。

雖然從時間上來說，那是後來才發生的事，但我與臺灣當地的學者之間也開始有所交流。那是在已經能自如地運用前述的各式用語，而非基於政權意識形態的修辭，深入臺灣的現實情況，撰寫的學術論文在台灣學界開始出現的時期。他們幾乎都是與我同世代、從美國留學歸來的少壯學者。某種意義上是理所當然，但還是讓我察覺到，自己蒐集臺灣這些學者針對當時臺灣政治、社會狀況的研究成果，並且消化、吸收，然後在臺灣直接與他們會面、交換意見，這些對我來說都是不可或缺的研究活動。

我對於理論體系的關心和系譜的追求很淡薄。我的臺灣政治研究和政治學‧社會學的訓練之間的關係，如前所述，是在「進入狀況」後，為了沈澱自己的理解，才將必要的專業用語「見招拆招地」納入自己的論述，從理論家的角度來看，或許是一種只取可用之處的實用主義。而且我也沒有想要藉由那些概念所掌握到田野的現實狀況，反映到理論之中的想法。無論是在初期學術訓練的層面，抑或之後實際操作的層面，我都不是一個政治學者。但我認為，自己是以獨有的方式，訓練自己成為區域研究之中的「臺灣政治研究者」。

從下回起，我想好好地回顧自己是如何成為一個「臺灣政治研究者」。

標題圖片：筆者訂購的《八十年代》系列雜誌（筆者攝影）